《宋朝》 宋朝第1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一个超前王朝的历史：我是宋朝人 作者：史式 目录 序：我为什么说宋王朝超前？………………………………001 第一章　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005 五代的皇帝大都是人渣/007 割让燕云十六州带来的后遗症/012 冯道是个救苦救难的大救星/016 第二章　赵匡胤的立国大计…………………………………021 陈桥兵变要过四道关/024 杯酒释兵权圆满成功/029 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033 迁都是千秋大计/039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042 第三章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045 “烛影斧声”案情分析/048 宋代有个假皇帝/051 金匮之盟是真是假/053 宋代积贫积弱始于何时/057 赵光义强jian小周后的一幅画/063 第四章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069 寇准全力推动御驾亲征/070 顺利签订澶渊之盟/074 萧太后是女中豪杰/078 辽国萧后是个品牌/079 从敌国打成了兄弟之邦/080 第五章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085 宋代又出了个武则天/087 为清官树立样板/092 真包公与假包公/095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100 志士仁人先忧后乐/102 如何评价宋仁宗/106 第六章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09 变法君臣初相见/111 司马光怒斥新法/113 变法之路崎岖难行/119 与旧党终于分裂/121 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史书/125 变法是失败了吗？/127 党争的牺牲品——苏东坡/130 第七章　市井小人与梁山好汉………………………………137 男状元与女状元/140 侠女出风尘才女也出风尘/144 东京的天字第一号情妇/147 李师师接待了宋江吗？/151 《水浒传》肯定是文学作品/154 《水浒传》是造反者的教科书/157 林冲的故事后来居上/160 第八章　腐败造成北宋覆亡…………………………………163 《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165 北宋王朝为什么会覆亡/168 腐败造成国势的大滑坡/170 略窥恶性腐败的窗口/175 海上之盟种下祸根/178 赵佶君臣自取灭亡/181 靖康之耻，千古之痛/186 第九章　农家子弟投军报国…………………………………193 君臣之间第一次冲突/196 赏识岳飞的两位伯乐/200 宗泽病死临终三呼“渡河”/202 蓄意制造内战消灭抗金力量/204 刘苗之变的教训/211 光复建康，举世瞩目/213 首次北伐，收复襄阳/215 第十章　是谁害死了岳飞？…………………………………221 举国上下的议和之争/223 金国撕毁和约挑起中原大战/227 十年之功废于一旦/230 一举剥夺三大将的兵权/233 千古奇冤，被骗入狱/236 英雄遇害举国同悲/240 第十一章　中兴大业步履艰难………………………………245 父子两人唱对台戏/247 采石大捷，中兴有望/251 北伐受挫，壮志难酬/256 后继无人的悲哀/260 第十二章　联蒙灭金重走老路………………………………263 韩侂胄打压理学/265 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词/268 未闻“函首”可安边/274 联蒙灭金赢得一场惨胜/278 第十三章南宋残局风雨飘摇………………………………283 皇帝一个不如一个/287 贾似道是个大骗子/288 杀使焚诏，忠于祖国/293 文天祥殉国/296 跋：没有宋王朝，就没有中华民族…………………………303 序：我为什么说宋王朝超前？（1） 如果有人问你：中外古今，有哪一个王朝的政策常常是超前的？你就只能说是宋王朝。说别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恰当。 举例说，到了21世纪，全世界人类都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口号。任何国家都不敢再公开提出要推行征服别人与掠夺别人的国策。但是在古代，许多大王朝都公开地宣称自己要开疆拓土，扬威域外，一点也不隐讳。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如此，东方的蒙古帝国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前的汉、唐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后的明、清还是如此。只有宋太祖以玉斧画河（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不主张占领别的民族生活的地方，只想保卫自家的领土，把自己家里的事管好，发展经济与文化，以求富强。这种国策，不是大大“超前”了么！又如中国的历代王朝，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事成之后大杀功臣已成惯例，宋王朝之前的汉王朝是如此，宋王朝之后的明王朝也是如此。明王朝的开国上距汉王朝的开国已有1500年，大杀功臣的事非但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汉王朝的杀功臣，是一个一个的杀；明王朝的杀功臣，是一批一批的杀。只有宋王朝对待功臣是谈笑风生的“杯酒释兵权”，这种十分理性的行为，不也是很“超前”的么！范仲淹的庆历变法虽然不大为人所知，但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早已被国外的史学界称赞为“超前”的国策。这次变法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谈，王安石的许多新政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超前”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论。宋代的科举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基本上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世界上，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被称道的。如果追本溯源，这种制度实际上来源于宋代的科举。这又足以说明宋王朝一些制度的“超前”。 正因为宋王朝开国之时，幅员不大，兵力不强，不可能像汉唐那样一开始就向外开拓进取，所以赵匡胤就根据实际情况，订出了严守国境自谋发展的建国大计。为了鼓励老百姓安心生产，他不能不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以发挥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的，统治者只要对他们宽松一点，他们就会埋头苦干，努力创造财富。在一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里，在边疆一些军阀统治的地方还在热衷于操练兵马准备抢夺别人财富的时候，宋王朝已经决心实行宽松国策，建立和谐社会，努力发展生产，建立经济强国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这种思路在一千年前显然是“超前”的。一事超前，事事超前，北宋时期，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农业丰产，商品流通，迅速地出现了市民阶层，工商业者所创造的财富比重大大增加，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会子）在宋代出现了，罗盘发明了，造船术发展了，大规模的航海贸易开始了，活字印刷和火器都创造出来了。在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的笔下出现了石油，这种在今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一千年前已经在为中国人服务了。 这些“超前”事物的出现究竟给当时的中国人造成了什么影响？其是非功过，一时难以评定，姑置不论。但是宋王朝是一个“超前”事物多得数不清的王朝，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王朝，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因此，说宋王朝是“一个超前的王朝”，绝对不错。 这个超前的王朝“往事已千年”，它对于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还有些什么影响？还能不能古为今用？我常说，学历史，读历史，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人，更是为了后人。如果对今人无用，则时移世易千百载，古人早已化灰尘，我们何必还要评论他们的是非功罪，何必还要替古人担忧！我们之所以关心历史，正因为以史为鉴，就可以看清今人和后人应该走的道路，不要再在前进的道路上栽跟斗。在这本书里，作者化费了不少功夫，探明了许多“宋代史事真相”，这些真相，就像暮鼓晨钟，足以发人深省。 举例说吧，古今中外，有许多王朝，许多国家，总想征服别人，奴役别人，希望称王称霸，发号施令。最后没有不失败的。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至今拿不出证据，找不到理由。有人说得好，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在今天的世界上，和平与发展的口号虽然喊得震天价响，但是要想做到，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宋王朝开国之时，北方的长城险要已落入辽国之手，南方的鱼米之乡，还在军阀割据之中，宋人缺少开拓进取的条件，转而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外交上不闹意气，事事理性处理，终于稳步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宋王朝武力不强，是其弱点，但是他们的重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绝对不错。他们在科举制度上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拔人才，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问民族，不问出身，白屋能出公卿，使得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进入治国班子的机会，这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各个民族的向心力，形成了庞大的中华民族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这也值得我们学习。 宋代反贪反腐，自有一套方法，一般行之有效。他们的方法一是预防重于惩治。新官上任，要有保人，如有贪腐，保人连带负责。一个人如果行为不检，没有人愿意保你，你就寸步难行。所以宋代没有出过像明代严嵩清代和珅那样的大贪官，却出了一个在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大清官包公。二是反贪反腐，主要依靠道德、舆论、与良好的社会风气。一个人犯了贪污罪，即使未受法律制裁，也会受到舆论的压力，付出的代价极大，退休后的优厚待遇没有了，给后代的照顾也没有了，而且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坟山，永做孤魂野鬼。这些办法，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一千年前的宋代，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达到了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自从英国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宋王朝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这一事实已为大家所公认，无须多说。至于在精神文明方面，“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以后，第一条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从秦至清的许多历史人物，则其中的民族英雄、志士仁人大多出在宋代。北宋末年的岳飞，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宋仁宗时代的大清官包拯更是被海外华人长期崇敬的正义之神。古来第一大爱国诗人陆游，第一大爱国词人辛弃疾，第一爱国女诗人李清照全部出在南宋。在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民族这一方面，宋人是后世的典范。当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的铁骑踏进中原的时候，全国到处都能见到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满江红》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 2008年初，随着南海宋代沉船的浮出水面，我们对历史上的宋王朝也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进行一番新的认识。如果本着“学其所长，弃其所短”的原则，我们就敢于提出“以宋为师”的口号，让历史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我们向宋能学到些什么？一言以蔽之，曰：对外推行多求友少树敌有利于人类团结的和平外交，对内实行重知识重人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宽松政策。 宋人值得称道的地方还很不少。只要我们能够化费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宋代史事真相，就会发现我们过去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事物，大多数都是宋代的事物。传统的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都是宋人编写的。“天地有正气”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在多灾多难的宋代培养出来的。 往事虽已千年，宋人与我们的距离却并不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宋朝人的后代，本书所讲述的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赵匡胤的立国大计（1） 时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黎明时分。 地点：开封城东北方40多里的一个小驿站——陈桥驿。 在天空刚露出一点鱼肚白，周围景色还朦胧不清的时候，只见到小站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万头攒动，人声嘈杂，大家都挤向站里一间大房子的房门，不久，呀的一声，房门被挤开了，好多人一起跌进门里去，把睡在床上的后周统兵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惊醒了，他望着大家说：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有些话想对你说。”赵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从旁解释：“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好。你看如何？” 赵匡胤一边起身穿衣服，一边挥挥手：“那你们就说吧！” 大家轰然回答： “听说当今皇帝是个小娃娃，我们此去冒死杀敌，功劳有谁知道？” “世宗皇帝是爱惜我们的，可惜他去得这么早。现在我们都担心没有人能帮我们说话，能给我们作主！” “我们想推点检（指赵匡胤）出来当天子，然后再出兵北伐也不迟！” 大家乱哄哄地，七嘴八舌，说个不停。一边拔出刀剑，露出白刃，做出一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的架势，同时抖开了一件黄袍，一下子就披到匡胤的身上，高呼万岁。他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大家就把他扶上了马，簇拥着他向开封进发。他是怎么答话的，《宋史?太祖本纪》中说，赵匡胤揽住辔头告诉大家：“承你们信得过我，要想立我为帝，那就得听我号令，我才能勉力为之；如果不听我的，一旦乱了套，我就干不了。”大家轰然答应“一定听话”。于是赵匡胤扳着三个指头说： 第一，当今的小皇帝和符太后，这都是我的主子，一点不能惊犯； 第二，文武大臣都是我的比肩（同事），也不能冒犯； 第三，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公私财物一律不得抢劫）。听从命令的有重赏，违犯命令的要重办！ 他说得斩钉截铁，诸将也都满口答应，一再保证，这说明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不走过去的老路。如果这次兵变之后，还像过去一样回到京城里去大抢几天，那会失尽民心，赵匡胤的部下也成了土匪班子，你争我夺还是不会停止，赵匡胤绝不会这样做，他对弟兄们谆谆告诫，告诉大家今后只能合法的立功受奖，那种发洋财式的抢劫行为是绝对不许再发生了。他的这种要求，既说明了自己要走正路，也说明了对弟兄们的爱护，希望大家一路走好，不要在今后的长征路上栽跟斗。 宣布命令之后，这支几万精兵的队伍还得重新编组，立刻赶回京城。越是装备精良的队伍，越是军纪好的队伍，越是走在最前面。队伍肃然行进，鸦雀无声，只听到许多多耳麻鞋在地上擦擦擦擦响声不断，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使命感，觉得此番要去建立一个新国家，迎来长治久安，迎来天下太平。 上面这一幕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桥兵变。这次兵变为什么出名？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通过兵变争夺帝位的事件，但是少有成功的。五代时期天下大乱，改朝换代没有什么章法，谁兵强马壮谁就能抢到皇帝宝座，所以骄兵悍将拥立皇帝的事居然一再成功。这样，改朝换代越来越快，大乱不止，百姓遭殃。陈桥兵变是一次有计划的兵变，策动者有周密的计划，长远的打算，所以在这次兵变成功之后，建立了长达300多年的宋王朝，此后的1000年，再也没有发生过拥立皇帝的兵变，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废除为止。 陈桥兵变要过四道关 赵匡胤是涿州人，出生于洛阳。他家虽然世代做官，但他青年时的遭遇并不好，曾经闯荡江湖，深知民间疾苦。后来在郭威部下当兵，公元950年郭威通过澶州兵变而当上了后周皇帝，为他亲眼所见。郭威病死，养子柴荣即位。柴荣出身小贩，久处下层社会，深知战争带给老百姓的痛苦，即位之后，励精图治，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与北汉、辽国作战时，都能亲临前线。赵匡胤在他指挥之下作战，勇冠三军，累立奇功，为他所深深器重，一直被提拔到殿前都点检的高位。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辽国，收复失地的战役中得了急病，以不到40岁的英年早逝，丢下了20多岁的符皇后与7岁的小儿子柴宗训。虽然后周的大臣们扶立柴宗训当了小皇帝，但是在当时那种乱世，柴家的孤儿寡妇能够控制得住局势吗？谁也没有把握。于是谣言四起，议论纷纷。议论得最多的，就是一些手握兵权的将领会不会策动兵变。所以开封城里，人心惶惶。 公元960年之初，前方传来军报，说是辽国即将出兵南侵。符太后、小皇帝只好请宰相范质等人商量对策。因为军情紧急，范质等人在仓促之间就点了赵匡胤的名，要他领兵出征。范质等人只点赵匡胤的名而不点别人，也有他的理由： 第一，在当时的许多高级将领之中，赵匡胤年纪最轻（33岁），资历最浅，比较起来，还缺少争夺帝位的条件，因此可以放心。 第二，赵匡胤和周世宗柴荣君臣契合，情谊深厚，是柴荣最信得过的人。 元旦之日，赵匡胤亲往禁军军营点兵。正月初二，由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指挥的前军先行出发。前军开拔之后，开封城内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太阳底下还有个太阳，可见天有二日。”有人说：“将立点检为天子！”听到这些谣言，一时人心不定，老百姓纷纷出城逃避。 正月初三，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发，军纪很严，队伍秩序井然，城内人心渐安。当天晚上，全军宿营于北上的第一站开封东北40多里的陈桥驿。驻定之后，将领们纷纷串连，人声嘈杂，彻夜不眠。赵普既组织将领们守候在赵匡胤的卧室之外，准备在天亮以前力劝赵匡胤发动兵变，回师开封。又派人飞马跑回开封，通知赵匡胤的结义兄弟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要求他们在开封城里进行策应，于是，在正月初四日的黎明，就上演了本章开头所描绘的“陈桥兵变”那一幕。书包网 赵匡胤的立国大计（2） 五代时候拥立皇帝的兵变，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有人策动的。那么，这一次陈桥兵变究竟是自发的还是有人策动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事情发展的过程，有人策动的蛛丝马迹到处可见。是谁策动的？那就是赵匡胤本人和他的主要谋士赵普。 赵匡胤只比柴荣小6岁，如果柴荣不死，赵匡胤肯定会忠心耿耿地跟着他打天下，绝不会有另立门户的打算。以柴荣的眼光和魄力，他是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大王朝，是会有一番作为，不会让赵匡胤失望的。严格地说，300多年的宋王朝的建立，柴荣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奠基人。赵匡胤的许多本领，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宋王朝的许多基础，也是从他那里接过来的。只可惜天不佑人，柴荣这样一位青年英雄竟然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在五代那种乱世，柴荣一死，孤儿寡妇绝对难以立足。有不少掌握了兵权的高级将领都觊觎这个帝位。举例说，原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这些人以自己的兵权、声望以及与郭威的亲属关系要想夺取这个帝位并非难事。赵匡胤和他们硬拼不一定能操胜算。但是这些人和柴荣并非志同道合，远不如赵匡胤和柴荣的互相理解。柴荣得了重病之后，免了张永德之职，以赵匡胤取而代之，说明柴荣到了最后还是信任赵超过信任张。说明柴赵两人还是有不少共同语言。他们都深知民间疾苦，都反对战争，都希望让老百姓能够早过太平日子。柴荣死后，帝位如果落到张永德或者李重进的手中，倒不如落到赵匡胤的手中，对国家，对老百姓更为有利。我们读历史，不要老是看到帝位之争，利害之争，认为赵匡胤从柴荣的孤儿寡妇手中夺走了江山，两人是对立面。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同道合，看到他们的共同语言，看到赵匡胤作为柴荣理想、事业接班人的一面。这样就更容易体会历史人物的真情，更容易看出历史现象的真相。 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每每抱着一种一成不变的老看法，认为赵匡胤如果是自己策划了一场兵变，从后周孤儿寡妇手里夺取江山，那就是非常可耻的不道德的事情。有些好心人想为赵匡胤说话（例如苏轼），就一再说明，这次兵变不会是赵匡胤自己策动的，他只不过是为六军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对于赵匡胤策动这场兵变一事，事实俱在，没有什么好掩盖的。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赵匡胤与柴荣的关系，不要仅仅看作君臣关系、主奴关系，是不是也可以看做一件大事业的合作者。他们事实上已经合作多年，在郭威未死之时，他们是同事关系，郭威死后，他们从同事变为君臣，事实上他们一直合作开创一件大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志同道合，情谊深厚。柴荣不幸去世之后，赵匡胤不想离开这一件已经为之奋斗多年的大事业，不愿意让这件大事业落到别人手中去。所以才策动了这场兵变，让这件大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向原来的计划进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后周孤儿寡妇的局面已经形成，如果赵匡胤不来接手这个残局，一定也会有别人来接手。如果由张永德、李重进这两个老军阀中的任何一个人来接手，就不可能结束五代的乱世，建立起一个长治久安的宋王朝。因为从张永德、李重进这两个人的一生经历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那种不择手段互相倾轧的恶劣行径，早已被柴荣所看不起，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并不是什么罪恶，应该说是无罪有功。 我们回头看一看陈桥兵变的经过，从赵匡胤最后谆谆告诫部下的弟兄们，一定要严守军纪，一口气能够说出几条几款来看，也想得到他是事先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不像是临时被逼上马的样子。他在策划这次兵变的时候，首先是希望做到不流血。要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要是不怕回到开封之后大抢一通，大乱一场，赵匡胤就不必对回京之后的行动费尽心思，层层布置。他要做到这次兵变圆满成功，就不能不在回京的一天之内连过四道难关。其中只要有一道关过不了，还是会发生冲突，引起x福乱。 第一道关是从陈桥驿回京的这一支大军必须在步行几十里的途中严守纪律，不能发生任何纠纷。在兵变之后，从京城军民看来，这支大军已经成为叛军。京城的军队皇帝姓柴，这支军队皇帝姓赵。如果叛军不守军纪，造成纠纷，就会引发大乱。大军到达京城开封，赵匡胤下令“甲士归营”，就是军人全都回到营房里去，一律不许外出，静等谈判的结果。这支大军一路上总算没有惹出任何麻烦，第一道关是顺利地闯过了。 第二道关是留守京城的军队也得有人管好，暂时不能外出。兵变之后，两边的队伍已经成为对立面，如果在街头相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冲突，同室操戈，后果不堪设想。好在京城里的队伍一直被人管得好好的，完全没有活动。这大概就是赵普从陈桥驿飞马送信给石守信、王审琦两人所起的作用。这第二道关又顺利地闯过了。 赵匡胤率领大军进了开封城的时候，早朝还未结束。文武百官突然听到兵变的消息，人人吃惊，不知如何是好。宰相范质一把抓住司徒王溥的手说：“仓促点将，出了问题，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因为心情激动，他的手指甲已经把王溥的手臂抠出血来。这时赵匡胤只好一头钻进自己的公署，等待消息，不能露面。等待什么消息？原来他已派人去和符太后、小皇帝秘密谈判小皇帝禅位的条件，耐心地说服符太后，在这种战乱时代，小皇帝是掌握不住这么大的局面的。与其把帝位让给别的将领，不如让给赵匡胤。因为赵匡胤和柴荣共事多年，君臣契合，情谊深厚，这是符太后所深深了解的。帝位让给赵匡胤，太后和小皇帝一定会长期受到优待。后来，谈判有了圆满的结果，赵匡胤心里才稳定下来，这第三道关也闯过来了。 赵匡胤的立国大计（3） 最麻烦的要数第四道关，那就是文武百官的拥护。虽然支持赵匡胤的人数不少，但是不可能是百分之百。这件事又不能开会公开讨论，如果一旦发生争论，就会争个没完没了。这时全城处于紧张状态，夜长梦多，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万一发生混乱，岂不全功尽弃。对这件事，他们采取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速战速决。当时由将士们簇拥范质，王溥等高官来见赵匡胤。赵匡胤一见范质，竟然泪流满面（这当然是在作秀，但是在心情过于激动的时候热泪长流，也是人之常情，这中间也包含着几分真实的感情）。他说：“我受世宗（柴荣）厚恩，岂敢有非分之想！不料为六军所逼，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实在是惭愧已极，惭愧已极！”范质想了好一会，嗫嗫嚅嚅不知怎么答话，军校罗彦瑰在旁边一下子就拔出了佩剑，大声说：“我辈没有人做主，到了这一步，今天非得立个天子不可！”这一声大吼，使得范质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王溥已先拜倒在地，范质只好也跟着下拜。宰相这一拜，大事已定，于是文武百官纷纷下拜，共请赵匡胤登上崇元殿，接受小皇帝的禅让。直到这时，第四道关才终于闯过。赵匡胤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参加这次兵变的人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这一次不流血的兵变算是圆满成功。 当天下午，在百官班次已经排定，即将举行禅让仪式，大家才发现禅让诏书还没有准备好。正在为难的时候，翰林承旨陶谷却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幅早就写好的禅让诏书，大家正好用了它。（这也说明这次兵变是有人策动的。事先没有人布置，陶谷岂敢预先写出这样的诏书来？） 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赵匡胤在接受后周小皇帝柴宗训的禅让之后，正式登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朝拜。因为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在宋州，所以定国号为大宋。随即改元，定这一年为建隆元年，大赦，遣使遍告郡国。迁小皇帝柴宗训和符太后于西宫，改帝号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 陈桥兵变也不是完全没有流血，还是出现了军校王彦升刺杀了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的事件。据说韩通是反对赵匡胤登位，要想组织力量进行反抗的，被他们及时发现进行清除，然后作为个别意外事件来处理。至于在民间，老百姓确实没有损失一草一木，老百姓家里确实是鸡犬不惊。本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肯定要波及老百姓，会搅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如果争夺帝位的战事打得不凶，小打小闹，也会闹得老百姓鸡犬不宁。要是大打特打，就会杀得老百姓鸡犬不留。真正进行改朝换代而又能让老百姓鸡犬不惊的，大概也只有陈桥兵变这一回。 赵匡胤从小闯荡江湖，善于随机应变。他也并不缺少小聪明，在别人面前演一场戏还是很能感动人的。例如他在范质面前诉说被六军所逼，不得已而接受兵变，觉得愧对周世宗而泪流满面的时候，就很能争取别人的同情。在兵变过程中，虽然他耍了不少花样，用了不少计谋，但是和他在整个事变中绞尽脑汁避免流血的努力比较起来，他的本性还是比较淳朴，颇有人情味。总希望老百姓少受损失，总希望老百姓能过太平日子，做皇帝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杯酒释兵权圆满成功 在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也不摆架子，公余时间，不是常常召见臣下，而是常常去找臣下聊天。例如多次在晚间去找宰相赵普，商量国家大事，而且还要赵普的老婆烧肉烫酒，办个招待。有一次，他略有醉意，就向赵普大发感慨，觉得从唐末以来，几十年间，皇帝换了十几个，天下干戈不息，老百姓难过几天安稳日子，真不知道天下几时才得太平，有什么奇策妙计可想。 赵普的回答倒是老老实实的，他说：“奇策妙计是没有的。战事不断，不得太平，不过是节度使权柄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只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限制他们的财政收入），收其精兵（解除他们的兵权），天下就太平了。” 赵匡胤吃了一惊，想不到赵普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不做充分的准备，要收兵权的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郑重地告诉赵普：“我已经领悟你的意思了，请勿复言。”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妥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要收回兵权，又要不出乱子，做准备工作的时间不妨长一点，一定要处理得十分稳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公元961年7月的某一天，晚朝结束，赵匡胤特地邀请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副都检点高怀德、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五位大将，在内苑举行晚宴。 酒酣耳热之后，赵匡胤屏退左右，向大家说：“我不靠你们支持，坐不到这个位置上来。在这里，我先敬你们一杯，表示谢意！” “不过……”他叹口气说：“做这个皇帝也不容易，反而不如当节度使的时候自在，我现在总是心里不安，夜里也睡不好觉。” 大家惊问他为什么，他拍拍自己的椅子说：“这还不简单么，请问谁不想来坐我这把椅子？” 石守信等人惶恐地说：“陛下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二心？” 赵匡胤不慌不忙地说：“我当然相信你们，你们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们保证得了你们的部下吗？如果他们贪图富贵，一旦遇到了机会，就想拿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推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更加惶恐地说：“我们太愚蠢了，看不到这一步。是否请陛下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来！”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赵匡胤的立国大计（4） 到这时候，赵匡胤才从容不迫地说：“人生在世原很短促，有如白驹过隙，大家之所以追求富贵，不过是想让自己晚年过得自在一些，子孙不会挨饿而已。我看你们最好还是放弃兵权，不要再为带兵淘神，选个好地方去当个闲官，买下良田美宅，多购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我和你们再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不猜疑，大家从此安心，过无忧无虑的日子，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石守信等人纷纷表示感谢，连说：“陛下想得周到，想得周到！谢谢陛下的大恩。”第二天，这五个人就都写报告说是有病，请辞军职，交卸兵权，匡胤一一照准。就这样，通过两次宴会，一批旧军人和一批旧藩镇的大权都交了，陆续交给一批新选拔出来的文臣。杯酒释兵权的任务圆满完成。 听到赵匡胤的这番言论，也许有人认为他的话说得太庸俗了，他的思想境界也太低了，如果人生在世只想把日子过得舒服一点，那不成了享乐主义者，混日子的糊涂虫了么？如果你有此看法，我想提醒你：这并不是赵匡胤的真实想法，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完成杯酒释兵权的任务而已。赵匡胤与这些旧军人相处多年，深深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都是老油子了，出生入死，打了多年的仗，只为老来能过一段快活的日子。这样长期在战场上讨生活，以后做皇帝做高官的机会虽然还有，但却很少很少，而被打死被打垮的机会却很多很多。如果听了赵匡胤的劝告，只要放弃一个最高分（做皇帝的希望），就可以一辈子安心享受高官待遇，他们还是愿意干的，这个小算盘他们算得过来。面对这些旧军人，赵匡胤拿优厚的待遇去换取他们手里的兵权，是以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去说服他们，他们才听得进，交易才谈得成。如果跟他们讲大道理，他们不仅听不进去，还要产生反感，说不定会引起猜疑，发生冲突。手里握有兵权的人，我怀疑你，你怀疑我，总想先下手为强，总怕后下手遭殃，五代时期许多战事都是这么打起来的。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常常是因为怀疑而爆发了。赵匡胤所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套双赢方案，对双方都有好处，说的都是实情。他能把事情谈成，不是靠他的狡猾，而是靠他的明智。不是靠他的嘴巴会说，而是靠他从来就讲信用，弟兄们信得过他。 对于杯酒释兵权这件事，从古到今，评论不一，各有各的说法。总的说来，以赞赏的看法居多。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家天下，一个皇帝上台之后，万里江山成为这一家人的私产。对于手握兵权的功臣，皇帝都是不放心的，不管这些功臣以后会不会造反，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斩尽杀绝，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也。历代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天下，杀功臣似乎是一种免不了的现象，其区别不过是多杀，少杀，迟杀，早杀而已。从古到今，杀功臣杀得最厉害的有两个人，一是比赵匡胤早1000多年的刘邦，他杀功臣是一个一个的杀；二是比赵匡胤晚300多年的朱元璋，他杀功臣是一批一批的杀。古往今来，真正不杀功臣的皇帝只有两个人，一是东汉的刘秀，二是北宋的赵匡胤。在这两个人中间，赵匡胤更为出名。刘秀不杀功臣，他自己并没有大肆宣传，是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发现的——因为我们查不到他杀功臣的任何记录。赵匡胤则是以皇帝与功臣面对面谈判达成协议的形式——杯酒释兵权来提出不杀功臣的保证，事后也确实未杀一个功臣而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古来的许多皇帝，每每说话不算话，在希望臣民为他们出死力的时候，漂亮话说了一大堆。事情过了之后，大都兑不了现，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老百姓受骗受够了，对于在杯酒释兵权之后能够说话算话保全功臣的赵匡胤很有好感。 因为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向石守信等人说过“人生短促，不如及时行乐”的话，后代有不少人就批评他是个享乐主义者，说他提倡享乐，要对宋代后来享乐腐化的社会风气负责。其实这个问题容易解决，赵匡胤是不是个享乐主义者，不能只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因为他所说的不一定是真心话，有时候会是一种言不由衷的外交辞令）。 在这些除了带兵别无本领的旧军人一批批退下来的时候，赵匡胤和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部下正在积极筹划如何建立这个新政权。他劝石守信那班人及时行乐，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及时行乐，日子过得还很艰苦。赵匡胤在位的16年间，皇宫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十分俭朴。 赵匡胤从小闯荡江湖，过惯了艰苦的日子，已经养成习惯，他除了上朝要穿锦袍，平时只穿布衣，穿了洗，洗了穿，很少换新。皇宫里的窗帘都是用青布制成的。赵光义觉得太寒酸了，认为有损做皇帝的尊严，他变色质问：“你忘了我们小时候在夹马营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永康公主有一次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衣服，匡胤马上加以制止说：“你穿这样一?br / 宋朝第2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样一件衣服，要用多少翠鸟的羽毛？如果大家效仿起来，不知道会有多少翠鸟因此丢了性命。hubaowang不许穿！”公主只好十分委屈地把衣服脱下来。 公主说他所坐的御辇还是后周王朝时候所用的旧东西，上面的漆都脱落了，劝他刷新一下，用些黄金来作装饰，要显得威风得多。他叹口气说：“别说用黄金来装饰御辇，就是用黄金来修建宫殿，我也办得到。可是黄金是国家的，我要为天下守财，我敢这么乱花吗！” 宋初的皇宫里非常俭朴，宦官只有五十多人，宫女只有二百多人，有些愿意遣散回到民间去的，赵匡胤还同意让她们回去。他痛恨五代时期统治者那种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决心带头扭转。他非但不是一个提倡享乐的皇帝，恰恰相反，正是一个坚持提倡艰苦朴素的皇帝。皇宫的窗帘用青布，是从古未有的事。 赵匡胤这种为天下守财的负责精神，使得宋初十多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迅速好转。各地从入不敷出先后转变为都有节余。 我们用不着去查考那些枯燥的数字，只要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就行了。 他也不是处处小气，到了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又抱着为天下用财的态度，非常慷慨，出手大方。为了谋求和平、安定，不论花费多少钱去活动，他都在所不惜。他心中有数，与战争、、流血牺牲的损失相比，动用一点活动经费，实在微不足道。 宋初这个新政权确实经历了一段艰苦朴素的生活，不过时间极短，也就是赵匡胤在世的16年，一瞬即逝。赵匡胤被谋害以后，赵光义接手，一切改观。赵匡胤时代的政策，凡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完全不动，给人造成一种太祖太宗，一脉相承，萧规曹随，亦步亦趋的好印象。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完全来个180度大转弯，彻底改变，从艰苦朴素迅速变成铺张浪费。宋初那一段艰苦朴素的生活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只不过在史料中还留下一点零星的记载而已。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1） 公元976年10月19日的深夜，宋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被人谋杀于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寝殿，这是北宋开国以来第一件惊天大案。这件大案从形式上来说，至今未破，可以说是悬了1000年的千秋悬案；但是从事实上来说，在南宋孝宗时，此案实际上已经破了。孝宗朝的礼部侍郎、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经过认真考证，把此案的作案人赵光义与他的死党程德玄、王继恩两人在当时（10月19日与20日）的活动写得清清楚楚，整个记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全文由宋孝宗亲自审阅一遍，因此可以认为已经得到宋王朝官方的认可，有意让这件大案的真相流传后世。当时为什么没有公开宣布破案，自有不得已的苦衷。请想一想，直到今天，世界上不是还有些大案不能公开解密么！如果把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宣布为非法，那么宋代的历史将如何写法？好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000年，皇帝制度在中国早已结束，我们要了解此案案情已经没有任何障碍，各位读者如有兴趣，那就不妨来共同探讨这件大案的真相吧！ 因为犯罪者赵光义本人在谋杀了亲兄赵匡胤之后，随即夺得帝位，控制现场，不许立案，不许调查。在他做皇帝的22年中间，更是组织班子，修改史书，制造舆论，吹捧自己，对于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记载，尽力加以销毁，因此当时留下来的史料，已经很少。但是对一位被老百姓所推崇的开国之君的含冤惨死，很多人是不服气的，是寄予同情的。赵光义不可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有关此案的真相仍在悄悄地流传，赵光义本人又做了许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更加引人议论，到了他死后，揭发他的材料、批评他的文章越来越多。积累了1000年，数量不少，要浏览一下这些材料，少说些也得个把月。还要不断地通过分析，归纳，才能理出头绪。为了给读者节省时间，作者愿意多费一些工夫，把经过分析的史料向各位重说一遍，陪你进入1000年前皇宫中的案发现场，回溯一下发案的经过。 这一年开封冷得很早，到了10月19日，已经北风骤起，大雪纷飞。官家（当时的臣民，特别是宫内的内侍和宫女都习惯称皇帝为官家）当天一个人宿于寝殿，召晋王（当时臣民习惯称赵光义为晋王）入宫一边饮酒，一边商量国家大事。因为谈话的声音很低，门外听不清楚。一会儿，晋王出门，挥手叫几个内侍退出，远立于寝门之外。大家不敢违命，只好远远站着，一声不响，注视那门里的动静。宫内挂着青布制成的门帘窗帘，隔着帘布只看到红烛高烧，看不清两个人有何动作。不久，谈话的声音渐高，好像有所争执。晋王连连起身，似有谦让逊谢的动作。这时烛影摇晃，光线或明或暗，只听到在争执中，官家以柱斧频频戳地，大声对晋王说：你好自为之！声音激越而凄厉。以后即久无声息。晋王离开之后，约在四更时分，内侍入内巡视，发现官家目闭口张，已经辞世。内侍急报宋皇后。宋皇后命内侍王继恩急呼赵德芳（官家少子），但是王继恩不呼赵德芳，却把晋王呼来。宋皇后在寝殿等候，一见王继恩进来，忙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恩回答：是晋王来了。宋皇后一见晋王，大吃一惊，连忙呼晋王为官家，并且说：“我母子之命，皆托付于官家。”晋王回答：“共保富贵，不必担忧。” 当时内侍、宫女所见到与所听到的赵匡胤临终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什么会如此，当然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后来有人仔细地记下了这一幕，称之为“烛影斧声”，却也十分贴切。烛影摇晃是他们亲眼所见，柱斧戳地为他们亲耳所闻，足见都是实事求是，并未添油加醋。但是根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事，案情的框架已经全部说清，犯罪者活动的时间地点已经处处落实，大案已破，只差对外公布而已。现在有些大案都有代号，用“烛影斧声”作为此案的代号也很适宜。“烛”和“斧”都是古代的东西，说明这是一件古代的案子，“烛影斧声”也像一本侦探小说的书名或者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名。 “烛影斧声”案情分析 根据李焘的记事来说： 一、在当年10月19日这一夜，皇宫中案发现场，他们兄弟二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兄弟关系，不是君臣关系，不是前后任两个皇帝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政治人物之间的政争或者政变的关系，而是一个杀人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在作案时，赵光义并不是主使人、指使人，他自己就是凶手。这是因为在作案现场，别人进不去，只能由他亲自动手，除他之外，这个案子没有第二个犯罪嫌疑人。 如果赵匡胤死于毒酒，他就是亲自下毒药并把毒酒端给被害人的人。 如果赵匡胤死于传说中的背疽，他就是手持柱斧或别的凶器击打背疽的人。 如果赵匡胤死于别的任何凶器，他就是手持凶器的人。 二、赵匡胤的死因，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饮了毒酒。在各种有关史料中几乎一致记载，赵匡胤是在与赵光义饮酒之后才死去的。在案发现场，能与赵匡胤对饮，能在酒中下毒的只有赵光义一人。 赵光义用毒酒害死降王降将以及他所不满意的人例子很多，这主要是由医官程德玄向他提供毒药。程德玄与赵光义的特殊关系，《宋史?程德玄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涑水记闻》等书都有记载。 正因为是程德玄下的毒，赵光义才会预知赵匡胤的死期，才会派他守候宫中来人。在赵匡胤被害的那两天（10月19日至20日），程德玄一直在现场活动。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2） 与毒酒相比，用其他方法杀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赵匡胤生背疽一事，只不过民间有此传说，难以落实，柱斧是一种文房用具，杀人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犯罪集团有哪些人？赵光义自从出任开封府尹之后，久已在开封结成一伙死党，程德玄是他的死党之一，并不避讳。内侍王继恩受皇后之命去喊皇子，却敢拒不奉命，反而去喊赵光义，这是很明显的背叛行为。这些人如果不是赵光义的死党，绝不会参与这种罪恶活动。 三、李焘在记事中，一再在关键时刻记录下赵光义、程德玄、王继恩这三个人的行动与语言。当时王继恩受宋皇后之命去找赵德芳，他却背着宋皇后偷偷地来给赵光义送信。赵光义还在磨磨蹭蹭地和家人商量事情的时候，王继恩很不客气地催促他进宫，说是“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间拖欠了，会给别人得到了！）这里所说的他人，就是赵德芳，这里所说的为他人有，指的就是皇帝位置。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当时天降大雪，（王继恩）“遂与王于雪中步行至宫”，匆忙的情况可以想见。 他们三个人走到了宫门前，王继恩还准备先进去通报一声，程德玄立刻催他“便应直前，何待之有？”（赶快进去就是，还有什么好等的！）这就充分说明，赵光义杀兄夺位这件大案当时正按预定计划进行，他们已把宋王朝的皇宫看成了自己的家，随便出入，毫无顾忌。 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回来了，还在急切地问：“德芳来了没有？”但她在此时一旦见到了赵光义，不禁“愕然”，就立即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落在赵光义的圈套之中，只好马上改口，称这个小叔子为“官家”，希望能够保住母子之命。 皇宫外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似乎平安无事，但是宫里面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宫廷政变，以赵光义为首的犯罪集团正在有计划地进行杀人夺位。皇帝已经被杀，皇后与皇子已被控制，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物正在进行谈判。赵光义自己这一集团的人员也在进行串联、组织，占据要害部门。只要这时的工作进行顺利，可以先行登位，还有许多问题，不妨等到登位以后再说。 根据《宋史》与宋代不少史书的记载，赵匡胤与赵光义两人手足情深，极为友爱。赵氏家族内部早有协议，在帝位的传承上是传弟不传子，赵匡胤本人也曾经公开表示过，他的帝位以后是会传给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的。既然是这样，这个接班人就该耐心等待，不应该这样沉不住气，冒着极大的风险，如此狗急跳墙，冒死一逞。这次杀兄夺位的宫廷政变万一失败，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被斩尽杀绝，身为齑粉。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是绝不会做这种风险极大的事。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原来，《宋史》与许多史书上的记载，有关赵氏兄弟手足情深的记载都是假的，是赵光义做了皇帝的时候命令史官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上去的。赵氏家族帝位传承传弟不传子的协议《金匮之盟》一事也是假的，是宰相赵普按照赵光义的意图在20年之后所编造的。历史的真相是：赵匡胤与赵光义近年来在一些政策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他们帝位传承传弟不传子的说法过去虽然提过，只不过是家族内部的议论而已，并无正式手续，最后还得由赵匡胤自己决定。当时赵匡胤年纪不到50，身强力壮，短时间死不了，大儿子德昭已经26岁，早已成年，赵光义继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公元976年2月，吴越王钱俶来朝，赵匡胤命令德昭前往接待，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日后赵匡胤如果身体不适，就有考虑传子的可能。 这年春天，赵匡胤带了不少随从视察西京（洛阳），首次向群臣提出了迁都的想法。赵光义急于劝阻，还拉了很多人出来劝阻。这就暴露了自己在开封府培植了个人势力不愿离开开封的真实想法。当时赵匡胤笑而不答，似乎胸有成竹，这也是个危险的信号。赵匡胤做事稳重，他的不答，是自己早有主见，到时候说做就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实行。一旦宣布迁都，赵光义多年来在开封府培植的势力将会付之东流。 赵光义一想到老宰相赵普，就觉得心情紧张。只要赵普当权，自己就出不了头。近年来赵普被贬到外地当节度使，是因为他自己抓权，受贿，被几个谏官所告倒。不过赵匡胤还是离不了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还会把他喊回来。赵普一旦回来，肯定对自己不利，继位的希望就一点也没有了。思前想后，赵光义觉得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马上进行抢班夺权。就在公元976年10月，这个惊天大案终于爆发。 宋代有个假皇帝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从秦始皇到宣统一共有两三百个，只听说有好皇帝、坏皇帝，未听说有真皇帝、假皇帝。王莽在公开篡位之前曾经称过摄皇帝、假皇帝，那个“假”字不过是指“暂时”、“代理”之意，不是指的真假之假。我这里所说的“宋代有个假皇帝”是指宋太宗赵光义。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因为史书上所记载的他的一生事迹，大都不真。他生于公元939年，死于997年，实际年龄58岁。在这58年中，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939年960年，也就是陈桥兵变以前，当时他的实足年龄21岁。这一时期他没有任何事迹可言。后来史书上所记的他的事迹与功劳，全部是在他做皇帝以后史官为迎合他的意旨而伪造，全是假的。 第二阶段是从960年到976年，也就是赵匡胤在位时期，他的实足年龄从21岁到37岁。这一时期他在赵匡胤的照顾之下，长期担任开封府尹。但是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培植个人势力，为日后争夺帝位作准备。他的行动已为宰相赵普所注意，赵普一再提醒赵匡胤对他加以防范，使得他的许多计划都未能得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3） 第三阶段是从976年到997年，他的实足年龄从37岁到58岁。这一时期是他自己做皇帝，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成立编纂班子，修纂及删改史书，大胆放手造假。对于自己第一阶段的历史，从零开始，完全伪造；对于第二阶段的历史，尽量篡改，把赵匡胤的许多功劳，改写在自己头上；对于第三阶段的历史，则从写法上下功夫，或者归功于己，诿过于人；或者把坏事说成好事。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事迹绝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有意伪造出来的，那么，这个人本身也就成了假人物了。赵光义就是这样的人物。 能不能举个例子，并且拿得出作假的铁证？答案是：能。 请看《隆平集》卷一《太宗皇帝》中的一段话： 公元960年，赵光义随同其兄赵匡胤去陈桥驿。赵匡胤既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回师向开封进发，赵光义就拦住马头提出建议说：“这次回师开封，将士们如果自恃功高，大肆抢劫，使得老百姓肝脑涂地，那就绝不符合应天顺人的精神！最好是要诸军将领立下严守军纪的誓言，然后前进。”赵匡胤接受了这个建议，要大家各立誓言，于是全军肃然行进，未出任何问题。赵匡胤因此很称赞赵义光的谋略，对他更加友爱，从那个时候起，就有把帝位传给他的意思。 这一记事被辗转引用，收入史书，后人也就信以为真，认为赵光义在陈桥兵变时已是兵变集团的核心人物，立了不少功劳，成为这个政权的二把手或三把手。直到现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宋代的不少历史著作中，还有些作者，一直把赵光义认为是陈桥兵变的重要人物。而历史事实是，在陈桥兵变的当时，赵光义留在开封和他母亲在一起，根本没有到陈桥驿去。可见由赵光义本人主持的伪造的史料流传久远，已经骗人骗了1000多年，现在还在继续骗下去，没有被清除掉。 我们先不必去考查史料的根据，只就事论事，看看上面这则记事的内容是否合乎情理。五代时期中将士通过兵变拥立皇帝，从后梁开始，经过后唐、后晋、后汉，愈演愈烈。到了后周的郭威，稍有好转。郭威和他的养子柴荣既是这种兵变的受益者（通过兵变登上帝位），也是这种兵变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属惨遭杀害）。经过沉痛的思考，他们在公元950年澶州兵变之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决心由乱求治，终于在兵变成功抢劫开始之后及时下令制止。当时赵匡胤也在军中。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赵匡胤跟着柴荣打天下的时候，在共同出生入死的战斗中，探讨过许多立国大计。兵变成功之后不许抢劫，这是赵匡胤立国大计的第一步，他是一天也不会忘记的，怎么会还要赵光义来提醒他。赵光义在增加吹捧自己的史料中出现这种漏洞，正好说明他自己根本没有参加陈桥兵变。记事中说赵匡胤佩服他的谋略，当时就有把帝位传给他的意思。说明写这篇记事的人头脑过于简单，他把郭威、柴荣、赵匡胤这些人物都看成了傻瓜，只有赵光义才是聪明人。这种不合情理的吹捧很容易被人识破，一旦被人识破，一切吹捧也就一文不值。 史书中美化赵光义的许多记载都不真实，都是在赵光义登上帝位之后，由一些御用史官秉承他的意旨而增补上去的。我只要提出一条铁证，就可以一举推翻赵光义在陈桥兵变时立了大功的假话。这条铁证是《邵氏见闻录》引用的《建隆遗事》所说：陈桥兵变之时，赵光义留在京城陪伴母亲杜氏，根本没有到陈桥驿去。既然人都没有去，事迹从何而来！那么，上面所引的《隆平集》中的那一段记事是从哪里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在注解中说出了这个秘密。原来那时候的实录修过两次，第一次修好后，赵光义看了不满意，认为没有记载自己在陈桥兵变时的功劳，多次要求宰相组织史官重修。第二次修成，其中就增加了不少对赵光义拍马屁的记事。以后编篡《宋史》和其他有关史书都采用了第二次修成的实录作为根据，赵光义的宣传材料，当然就都编进去了。 对于这些内幕，宋人不好明说，但是元人敢说。《宋史》是元代修的，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中《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一文里说：实录中“太宗叩马”的那一段话，“后录增入，显是迎合”（后来增加的一段话是为迎合赵光义加进去的）。袁桷完全理解，宋代许多御用史官在记事中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只不过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而已。 历史上的皇帝既有能干的，也有窝囊废，形形色色，各种类型都有。但是像赵光义这样一生事迹大都不实，基本上是靠包装，靠造假造出来的，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金匮之盟是真是假 如果说，史书上所记载的赵光义的一生功业大都不实，都是他自己命令御用史官弄虚作假造出来的；那么《宋史纪事本末》中专门有一卷记载的“金匮之盟”一事，又是不是真的？现在我把此事扼要介绍如下。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做了皇帝，他母亲杜氏就当了太后。杜太后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名叫匡济、匡胤、匡义、匡美、匡赞。其中匡济和匡赞早死，陈桥兵变之后在世的，只有匡胤、匡义、匡美三人。对于皇帝的名字需要避讳的规定实在麻烦，赵匡胤既已称帝，匡义就只能改名为光义，匡美就只能改名为光美。16年之后，赵光义又当了皇帝，光美只好又改名字，改为廷美。 公元961年6月，也就是杜太后当了一年多的太后之后，生了重病，危在旦夕。有一天，她把匡胤和赵普都召到病榻前，问匡胤：“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了江山的？”匡胤答：“都是托祖宗和太后的福！”太后说：“不是。正因为柴家让幼儿做皇帝，才丢了江山。为了后代不出幼君，你百岁以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德昭（匡胤的长子），这样，赵家的天下就万无一失了。”匡胤说：“遵照母亲的教诲。”太后又交代赵普：“你要记下我的话，以后不能违背。”于是赵普就在病榻前写下这份遗嘱，并且在纸尾写上“臣普记”三个字。匡胤把这份遗嘱装在一个小金盒子里，交给一个老成的宫女小心保管。因为这份遗嘱保存在一个金盒子里，所以称为“金匮之盟”。 书包网最好的txt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4） 我认为：《宋史纪事本末》卷十“金匮之盟”中所记载的这件事整个就是假的，是由20年后的赵普伪造出来的。因为在当时，这件事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 如果说，杜太后是害怕赵家以后会出现幼君，丢了江山，才留下这样的遗嘱，其实赵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赵匡胤34岁，赵光义22岁，赵光美14岁，匡胤的大儿子德昭10岁。匡胤以下，兄弟叔侄，每个人只差几岁，几乎成了一种阶梯形，不管匡胤什么时候死掉，都不会出现没有成年人接班的情况。杜太后完全是过虑。退一步说，即使杜太后顾虑太多，在家里人中间啰啰嗦嗦多说几句，那也可能。那就只能是说的说，听的听，只当耳边风，不把他当回事，如此而已。 在中国三代时期，在边疆的游牧民族之中，由于国王常常要兼任军事领袖，不能由幼儿担任，所以王位的继承，既有父子相承，也有兄终弟及。但那是国家大事，需要通过公议，不可能由太后一个人说了算。自从秦汉以后，帝位的继承只能是父子相承，如果说由一个太后来改变帝位继承的办法，变父子相承为兄终弟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宋史?太祖本纪》建隆二年六月的记事记了太后之丧，但是没有提金匮之盟这件事，足见官方从来没有认账。 家族中的这些传言，这些议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闲话，完全不值得注意。只有赵光义才把这些并无根据的传言放在心里，做起了一厢情愿的皇帝梦。赵匡胤虽然对人宽厚，但是家教很严，赵光义做皇帝梦的事，一定不敢让他知道。将来传弟还是传子，只有匡胤自己心中有数，别人是做不了主的。 在匡胤做皇帝的这16年中，光义能够继位的希望很小，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赵普。北宋初期，赵普受到匡胤的重用，独任宰相10年。他老口茭巨猾，目光锐利，常常一眼就能看破光义所作所为的真正意图，不客气地加以揭破。在他面前，很难说假话。匡胤对光义虽有回护之意，但是出于对赵普这位开国元勋的尊重，又不能不采纳他的意见。因此，光义要办的事，一遇赵普过问，就必然受到阻挠，感到无可奈何。 赵普长期压制光义，这个铁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根本没有“金匮之盟”这么一回事。如果真有此事，这份盟书又是赵普亲手写的，他明知道光义日后有当上皇帝的可能，那他又何必一直压制着光义，这不是给自己树敌么！赵普防范光义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他是匡胤的心腹，凡是对匡胤不利的事，他都会时时加以注意。光义阴险狡猾，在匡胤的庇护之下，经常不忘在开封培植个人势力，但都逃不过赵普的锐利眼光，受到压制。以后赵普自己屡次受贿，被匡胤发觉，贬出京师，到外地去当了节度使。光义没有人监视了，放手发展个人势力，组成了一个阴谋集团，终于暗害了赵匡胤，造成了一场大悲剧。 赵光义当上了皇帝，赵普不禁捏了一把汗，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赵光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过去自己把他得罪够了，冤家路窄，这时又落到他的手里，穿小鞋的日子肯定是有的。果不其然，以后赵普被调回京城，任个闲职，不仅自己备受冷落，他的妹夫与儿子也接连受到打击，先调到南方的邕州与潭州，不得回乡，妹夫侯仁宝并且战死岭外。心胸宽阔的人可以不计得失，不怕冷落，赵普是个非常看重权势的人，虽然年过花甲，还在窥探机会，总想升官发财，不甘心长期被人冷落。 赵光义也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他如果自认为应该继位，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心中无鬼，就应该表现得正常一点。但是他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帝位来得不正当，对于能够威胁他的帝位的人，包括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和弟弟廷美，总是心怀忌刻。这些人活在世上一天，他心里就不安一天。公元979年，德昭被逼自杀（实际上是谋害），981年，德芳又无缘无故死亡（当然也是谋害）。这样一来，一方面，威胁解除，他虽然是放心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舆论大哗，大家对他的议论，对他的攻击又热闹起来，他反而更不安心了。对于自己来得不正当的这个皇帝宝座，他更急于找个根据。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老对手赵普的头上。如果能由开国元勋赵普出面证明过去确有“金匮之盟”这么一回事，议论大概就可以平息了。此外，德昭、德芳的死，都死得不明不白，所以舆论哗然。对于廷美，可不能再这样草率行事了，最好由赵普带头，组织一班重臣，罗织一些严重罪名，公开处死，才能服人。赵普肯答应么？估计这个老贪官只要有利可图，是愿意出卖良心的，事实证明，赵光义的这种估计一点也不错。 公元981年夏天，这一对老对头秘密见面，迅速地谈妥了这笔交易。他们是怎么谈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赵普的脸皮是够厚的，心也是够狠的，赵光义的计划是够阴险的，他们这笔交易也是够肮脏的。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这两个小人在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马上勾结起来，过去的深仇大恨，立刻抛在一边。 交易谈成之后，赵普立刻站出来说话：“金匮之盟”确有其事，当时是由他执笔写的，一式二份，一份放进杜太后的棺材，一份留在宫中。留在宫中的这一份，现在已经找到了。赵光义也马上站出来应答，说是不错，宫中的一份已经找到了，这样两赵在朝廷上一唱一和，等于在向天下后世宣布，赵匡胤临终传弟不传子的根据已经找到，请大家不要再议论了。赵光义多年的心病，一下子就除掉了。为了回报赵普的支持，就在公元981年9月，已过60岁的赵普第二次当上宰相。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5） 如果赵普只拿那一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金匮之盟”来作交易，那也不过是对皇帝拍马而已，后人还不会怎么骂他。后人最看不起赵普的事，就是他为迎合赵光义的需要，积极参加迫害廷美的活动，屡次策划、布置，并且组织力量诬陷、攻击廷美，绝不手软，一直迫害至死。赵普甚至八方奔走，联络老宰相王溥等74人联名上奏，认为廷美拉拢了一帮人“怨望咒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不久，开封府尹李符又上告：“廷美不思悔过，言语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光义就势把他降为涪陵县公，湖北房州安置。廷美在短期之内，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惊悸成疾，两年之后，就以38岁的壮年，死于房州。 赵普实在做得太显眼了，也太过分了。从当时直到后世，一千多年来，略有正义感的人无不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害死廷美，在情节上比秦桧害死岳飞更加恶劣。赵构、秦桧迫害岳飞，时间不过两个多月，而光义、赵普对廷美却反复迫害，反复折腾，直至几年之久。光义一心要想传位于子，那就必得把德昭、德芳、廷美这几个人统统害死，才能放心。如果说，只以害死为目的，也可以换一种形式，让廷美少受一点罪。他和赵普这样穷凶极恶地去迫害廷美，反而更使人发生怀疑：如果你继位合法，你并未抢夺匡胤的帝位，那又何必如此迫害德昭、德芳、廷美这几个人！赵光义还有一件事做得太无聊了，凡是听说此事的人无不摇头。他和廷美都是杜太后生的，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这是人所共知，许多史料上也记载得清清楚楚。但他在把廷美迫害至死之后，立刻亲自出面，制造流言，说廷美是自己父亲的私生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中说：“（赵光义）从容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狂c母也。” 赵光义为了侮辱廷美，竟然亲自出面，在宰相面前编造这种谣言，把亲生父母说得一塌糊涂。元代编《宋史》的史官对这种流言落不了实，深感为难，觉得宋代的皇帝竟然如此卑劣，大吃一惊。 “金匮之盟”这件事情是在杜太后去世20年之后，由赵普为了巴结赵光义而蓄意伪造出来的。《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陈邦瞻是明代人，是在事情发生600年之后根据史料编撰出来的。他是受了史料的骗，自己没有责任。 赵光义为自己的杀兄夺位还是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他害死德昭、德芳，特别是廷美，目的是阻止以后有人劝告他传弟。他把弟弟害死了，别人总不能再劝他传弟了吧！他原先是想把帝位传给长子元佐，但是元佐是个比较正直的人，看不惯他对廷美的迫害，多次和他力争，一直想保廷美这个小叔叔的命，父子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后来元佐照样受到他的迫害，最后被逼疯了，废为庶人。他最欢喜的第二个儿子元僖，在27岁时被小妾下药毒死。这事与他的杀兄夺位一事虽无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因为他这个家庭就有以毒药杀人的传统，跟样学样，何足为怪！ 宋代积贫积弱始于何时 赵光义这个皇帝是个冒牌的皇帝，历史书中记载他的一生功业大都是他自己伪造，然后通过御用史官，偷偷塞进史书里去的。真相万万揭不得。一旦揭开真相，他首先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是以臣杀君，以弟杀兄，更以各种毒药在言谈欢笑中杀人无数的惯犯。 暂时不提他杀人的罪恶，只就史书上所提到他的文治武功，看看真相究竟如何。先说文治，宋代重文治，礼遇文臣，把文臣的地位提在武将之上。这是从赵匡胤时代就开始的。赵光义为了表示自己是赵匡胤合法的继承人，对于赵匡胤时代重文治的政策完全继承，推崇备至，丝豪不加改变。为了收买人心，赵光义放手实行两项政策，一是大量进人，尽量组建自己的班底；二是提高待遇，使得许多官僚乐意为自己所用。整个赵匡胤时代，一共才取进士188人，整个赵光义时代，就取了进士1487人之多，约为赵匡胤时代的8倍。这种大量进人，提高待遇的做法，培养了一大批高谈阔论的官僚，成为宋代养活一大批冗官的开始。 赵光义在文治方面并不夸口，不说自己超越了前人；但是在武功方面，他却觉得自己建了大功，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他不仅超越了赵匡胤，而且超越了周世宗柴荣。理由是：他有统一全国之功，柴荣和赵匡胤都未能完成统一，只有他赵光义才统一了全国。从外行看来，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从内行看来，他是给国家闯了大祸，造成了宋代300年积贫积弱的恶果。 赵匡胤在位16年，主要的外患是辽国。国内割据势力北汉只是个小国，地方很小，兵力不多，但他们却是辽国的傀儡、附属国，一打北汉，辽国就会来帮忙。所以赵匡胤不但长期不打辽国，也长期不打北汉。在军事上，他是个内行，他知道长城险要都控制在辽国手里，以宋的步兵去打辽的骑兵，形势不利，要想打胜，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言战。最好的办法，是用一大笔财富赎回燕云失地。宋辽邦交正常了，对北汉这个小国可以不战而胜，通过谈判就能完成统一。赵匡胤被害之前，正在积极进行这一工作，迁都洛阳，就是为对付辽国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他最后统一全国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至于东南还有个吴越国，福建还有漳、泉二州没有纳土归降，这些都是在赵匡胤生前就谈判好了的，所以后来未动干戈就归降了，算不得是赵光义的功劳。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6） 赵光义在建国之前没有做过官，建国之后只当文官，对于军事，他是个大外行。杀兄夺位之后，他为了急于建立自己的威信，积极筹备北伐，既打北汉也打辽国，希望一鼓作气打赢这一场战争。 在后周时代，柴荣和北汉、辽国作战，都是御驾亲征。柴荣身为皇帝，直接带领军队作战，身先士卒。在高平之战中，柴荣与赵匡胤都战斗在最前线，夜间露宿于战场。赵匡胤勇冠三军，扭转局势，一举击破北汉军队，逼退辽军。他们在收复关南失地时，全军层层节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在水陆并进中，互相配合，丝毫不乱。柴荣因病班师，队伍全师而退，敌人不敢追击。军中不准携带妇女，军令如山，谁也不敢违反。这才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能够打下一片基业，并非偶然。 过去赵匡胤与北汉、辽国也打过仗，其作风是小心翼翼地打，步步为营地打，形势有利则攻，形势不利则守，一开头并不说非得打胜不可，并不把自己拴死。而赵光义去打北汉、辽国，其作风是大张旗鼓地打，是大手大脚地打。他为了要在夺位之后站住脚跟，树立威信，就先放出话来，非得灭亡北汉，击败了辽国收复失地不可，非得为柴荣、赵匡胤雪耻不可。其实柴赵两人过去对外作战并没有丢过脸。 过去柴荣、赵匡胤带兵作战，将领们层层负责，谁打败仗谁负责任。这时赵光义自作统帅，御驾亲征，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内行，出征时向将领们颁发阵图，要求大家按图布阵。你们不按我的命令作战，将受严惩；如果按图布阵，打了败仗不要你们负责。将领们听了这话，表面紧张，内心轻松，大家知道，只要处处听话，打了败仗也不怕。 公元979年2月赵光义宣布御驾亲征北汉，发动全国数十万大军，倾巢而出，迅速包围了太原城。自春到夏，久攻不下，所耗粮食武器，数量惊人。主将潘美担心消耗过大，后援不继；赵光义则觉得自己夸了海口，不能破城，面子难堪，所以暗地里商量，破城之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军纪稍加放松。放纵军队烧杀h药掠，是五代时期那些军阀鼓舞士气最有效的办法。凡是围攻一城，只要主将松口，破城之后，可以放手大抢，几天之内，金银财宝和花姑娘都是你的。那些士兵一听这话，立刻勇气百倍。破城之后，城里的老百姓必然遭殃。当年赵匡胤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坑害老百姓的军阀混战。想不到在他死了三年之后，这样的悲剧又上演了。赵光义为了急于打下太原，居然同意放松军纪，让宋军在城里大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抢女人，玩了不算，还要带走。《烬余录》甲编中说： “（太宗既平太原）所得北汉嫔妃皆随御（得了刘继元的嫔妃，赵光义带在身边听用），诸将亦掠北汉妇女充军妓（跟样学样），宋代军妓即始于此（这就说明赵匡胤在位时还不许发生这样的事）。” 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了，太原城打下来了，事情还没有完。《宋史纪事本末?平北汉》中说： “诏毁太原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首府）。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纵火焚太原庐舍，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 赵光义是一个迷信得可怕的人物。他自己心中明白，这个皇帝宝座来之不易，惟恐有人来抢他这个 免费txt小说下载 宋朝第3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飧鑫恢茫杂谠谖宕逼谝涣龉?个皇帝的太原城非常忌刻，他倾全国的兵力去打北汉，主要目的就是想平毁这座太原城，消除此地的帝王之气，心腹之患。hubaoer在打进太原之后，他下诏毁掉太原城，改以榆次县作为并州的首府，把太原百姓全都赶到榆次去，纵火烧毁全城，百姓中的老弱逃避不及的烧死不计其数，烧焦的尸骸布满全城。为了消灭这种惨象，他又下令决汾河之水淹掉全城，以后重建太原城时，不得不从汾河西岸移到东岸（现在的太原城就在东岸）。历代的志士仁人要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他这个皇帝却硬要把老百姓推进水深火热中去。因为痛恨赵光义的这种暴行，太原遗民就把他所立的纪功碑上的文字一起凿平，成为出了名的无字碑。 毁掉太原城之后，赵光义随即下旨移师进攻辽国，希望以得胜之师一鼓作气把辽国灭掉。与身经百战的赵匡胤相比，赵光义在对付辽国的问题上肯定是个大外行。赵匡胤知道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好对付，光是收复失地也得准备多年，要想一口气把辽国灭掉谈何容易。赵光义打下了太原已经筋疲力尽，更何况他带的那支队伍当官的拖着女人，士兵们身上装满了金帛。他自己不仅拖泥带水带着北汉主所献的上百嫔妃，还拖着从开封皇宫带出来的一大批女人。这样的军队能够打仗吗？宋军在打幽州的时候，公元979年7月高梁河（今北京西郊）之战一败涂地，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事。当时赵光义身为全军统帅，负有指挥全军之责。但是他指挥的本领完全不行，以优势兵力围攻半月，纹风不动，辽军一旦反攻，宋军立刻崩溃。这个统帅居然把几十万大军丢下不管，自己先逃，股上中了两箭，不能乘马，换上驴车，向南狂奔，“仅以身免”。当时德昭也在军中，大家找不到赵光义的时候，误以为他是打死了或者失踪了，就想推戴德昭为帝。这个想法本来很正常，你赵光义如果不在了，宋王朝还得有个人来主持，国不可一日无君嘛！可是这个信息把赵光义吓住了，他只想迅速地把德昭铲除掉，这是头等大事，至于对辽国打仗，打胜打败都是小事一桩，数十万大军的溃败，更不值得他去关注。果然，高梁河之战的次月，德昭死了，年仅29岁。怎么死的，说法不一，《宋史》的记载是被赵光义逼死的（被逼自杀），《东都事略》则说是“暴死”，也就是被整死的。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7） 公元979年的对辽之战虽然全军覆没，几十万大军一朝瓦解，赵光义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打输了，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威信，他还想卷土重来。在经过几年的筹备之后，公元986年之初，他又发动了一次有名的“雍熙之役”（时间为雍熙三年），当时兵分3路，东路军攻幽州，由曹彬指挥；中路军攻蔚州，由田重进指挥；西路军攻云州，由潘美指挥。总兵力实数在30万以上。赵光义先还说要御驾亲征，经过臣下劝阻，他也就放弃了亲征的打算。因为上一次负伤逃命记忆犹新，他保老命要紧，不敢再冒险了。 宋军作战，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自己的弱点暴露得越明显，因为赵光义是个大外行，他自己又不在前线，只按图纸遥控指挥，不给将领们一点自主权，不知这个仗是怎么个打法？曹彬这些老将小心谨慎，只按图纸行动，喊进则进，喊退则退，明知不对，照样服从指挥。东路军是主力，接近20万人，在平原上向北推进，刀枪炫目，衣甲鲜明，听说进展神速，光义非常高兴，但是过了几天，形势就不对了，辽军在前线坚壁清野，宋军粮尽，又不能乱抢，只能在敌人面前退兵就粮，结果被辽的骑兵冲垮，还没有打仗，成千上万的人就被挤死，踹死，逼到河里淹死，一时传为笑谈。西路军潘美部下的老将杨业（就是杨家将里的老令公）在山地里机动灵活地作战，敢以几百人奇袭辽军几万人的大队伍，屡立奇功。因为他不照宋军规定的那种打法，不受重视，潘美不予接济，最后受伤被俘，壮烈殉国。总而言之一句话，雍熙北伐，宋的30万大军不是被辽军打垮的（辽军不及宋军之半，相对处于弱势），是被赵光义手里那几张阵图打垮的，是因为缺粮而仓皇退兵时被挤死的、踹死的、淹死的，老将老兵心里都很明白，跟着柴荣、赵匡胤打仗，绝没有这种打法。 公元979年与986年赵光义两次伐辽，两次大败，从此兵连祸结，辽军经常出兵南侵，北方边境就没有太平日子可过。赵光义的威信不但没有抬高，反而威信扫地，从此龟缩在开封，再也不敢谈北伐与收复失地的事了。因为要北伐，就得用兵，他实在没有带兵的本事，这一辈子也学不会了。要是把兵权交给别人，他不放心。因为恨他的人太多，不满意他的人太多，兵权交给别人，随时都会发生兵变。为了安全起见，宁肯忍辱偷安，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了。 后人评论说，宋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总的说来，这话不错。但是说细一点，积贫积弱的现象不是从赵匡胤时代开始的，而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的。赵光义接手军事指挥之后，表现为一个大外行。他以为兵多则强，就大量募兵、增兵。赵匡胤时代，兵员在22万到30万人之间；赵光义时代，兵员在60万到100万人之间（两次大战，被打垮了的溃散的队伍在30万人以上），养了这么多兵，国家安得不穷！养了大量冗官冗兵，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很快就出现了积贫现象；外敌入侵，不敢应战，不仅辽国一再犯边，在赵光义时代又出现一个西夏割据政权和辽国勾结起来，共同与宋为敌，这就出现了积弱现象。 张其凡所著《宋太宗》一书说：“宋太宗时期，既是中唐以来乱世的结束期，又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开始期……太宗集中主要精力防止内部有变，汲汲皇位的保持与传子，对外则甘作弱国，不以为辱了。宋代的积弱之势，由此而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与开国之君赵匡胤没有关系。而且这种现象是赵光义有意为之。只要自己能做皇帝，只要能把帝位传子，他就“甘作弱国，不以为辱”。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就应该和对赵匡胤的评价区别开来。赵匡胤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其一是他结束了五代以来53年的一个大乱世，打开了长达320年的一个治世。其二是赵匡胤倡导了一系列相对宽容的政策，对推动思想解放，促进生产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赵光义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造成整个宋王朝积贫积弱，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张其凡《宋太宗》一书中对赵光义的评价是： “宋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1） 宋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一辈子所做的惟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公元1004年的冬天与辽国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友好条约——维持了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澶渊郡是个古地名，后来叫做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当时澶州地跨黄河两岸，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所以“造舟为梁”也就是用船只建起了一座永久性的浮桥，连接南北两城。在这里签订的条约，就被称为“澶渊之盟”。当时两国不是在打仗么，怎么能说是订立“和平友好条约”呢？不错，两国是在打仗。如果从五代时期辽国立国算起，这个仗已经断断续续打了90多年；从宋朝开国算起，也已经打了40多年。但是从订立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两国之间维持了百年以上的和平局面。在这个条约里，又规定了两国的皇帝互称兄弟，以宋为兄，以辽为弟，两国成为现代人所称的“兄弟国家”。既能长期维持和平，又能保持兄弟关系，这不正是“和平友好”么！ 寇准全力推动御驾亲征 在宋以前，历代专制王朝大都重武轻文，认为打江山与保江山都是武将的事，文臣不过是抄抄文书，记记账目而已，没有多大用处。宋代开始重文轻武，但是文臣立了大功的还不多见。这一次“澶渊之盟”的订立，是寇准以一介书生拍案而起，说服了皇帝，成了御驾亲征的实际指挥者，击退强敌，签订和约，一举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使人耳目一新。 宋真宗赵恒能够当上皇帝，也和寇准为人心直口快颇有关系。宋太宗赵光义原立长子元佐为太子，后因狂疾被废，次子元僖又被人投毒害死，太子这个位置久悬不决。当时寇准是左谏议大夫。有一天，太宗为了立太子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请陛下自己选择一个最信得过的儿子。”太宗考虑了很久，才又问他“襄王（就是赵恒）如何？”他随即直言回答：“知子莫如父！陛下既已认准了，就不要再犹豫，请早定大计。”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襄王被立为太子。赵恒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对于寇准就一直保留了一个好印象。赵恒即位之初，颇有一副奋发有为的样子。对抗辽的事十分关心。对将领们的赏功罚罪，一点也不含糊。公元999年冬，辽军大举南侵，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兵八万，闭营自守，不敢应战，听任辽军在国土上来回驰骋。部将请求应战的，他把人家痛骂一顿，竟然说“你们想去找死吗！自家脑袋好好地长在颈子上，何必送给人家去砍？我不主战，是为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何以不知道好歹！”部将范廷召反骂他：“我看你胆子小得不如一个老太婆！”后来宋廷下令出战，傅潜不得已，才分兵八千给范廷召，要他出战，并且答应到时候派兵支援。范廷召觉得兵员太少，出战没有把握，就向另一位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是一名勇将，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国牺牲的。他慷慨地答应前来支援，准时到达大家约好的地方，但是傅潜这一方的队伍失了约，迟迟不到，以致康保裔陷入了辽军的包围。虽然形势非常不利，康保裔绝不后退，最后奋战至死。战报传到后方，舆论哗然。赵恒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对康保裔大加表扬，追赠侍中，厚给抚恤，几个儿子一起封官。以后《宋史》的忠义传，把康保裔列为第一位。傅潜临阵畏战，对康保裔的被困坐视不救，应负战败的全责。先是问成死罪，后来从宽处理，贬官流放房州。 在初即位的几年中，赵恒还一再前往北方各地视察，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过当地父老，到过大名府检阅驻军，这位新皇帝的勤劳深得各地军民的好感。由于他对边防十分重视，一再增兵，重用一些对抗辽有经验的将领如杨业的长子杨延昭等人加强防务，辽军虽然年年入侵，只不过是x福扰一阵而已，还没有攻占过重要的城市。 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他的母亲萧太后、统军大将萧挞凛等人率领全国的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这一次他们来势汹汹，很快地就从边境上向南猛进几百里，不像只打算抢夺一些财物的样子。因此大河两岸人心惶惶。 这时宋廷的人事刚刚作了一次大调整，宰相换了新人。赵恒曾经和参知政事毕士安商量，想请他担任宰相，要他物色一位合作伙伴。因为宋代的宰相都是左右两位，为了他们共事方便，通常是由他们自己去找伙伴。当时毕士安推荐寇准，他说：“寇准满腔忠义，善于判断大事，这一点为我所不及。”赵恒问他：“听说寇准个性太强，是否很难共事？”毕士安连忙说：“寇准秉性刚直，敢于说话，的确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他能为国忘身，承担大任，现在国家多事，正需要重用这样的人来为陛下分忧。”赵恒终于同意。这个新的宰相班子，正是在辽军大举南侵的时候刚刚建立起来的。 这一年的9月，辽军南侵之后，赵恒在宫里分别召见群臣，向大家一一征求意见，要大家畅谈对策。王钦若是江西临江人，他请皇帝暂避到金陵去；陈尧叟是四川阆中人，他请皇帝暂避到成都去。赵恒最后才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反问：“不知道是谁替陛下出的这南迁吴、蜀的主意？”赵恒说：“你先别问是谁出的主意，只说说这个主意怎么样？”寇准正色说：“我认为应该斩这个出主意的人去祭旗，然后出师北伐！陛下神武，将士用命，如果御驾亲征，一定能够克敌制胜。不然，也可以出奇兵以扰敌人，或者坚守以困敌人，彼劳我逸，胜算在我手中，何必要抛弃祖宗陵墓，抛弃半壁河山，跑到千里之外的吴、蜀去。我能往寇也能往，根基一动，人心瓦解，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议论，赵恒才下了御驾亲征的决心。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2） 当年11月，宋廷下旨御驾亲征，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大批文武官员随行，以李继隆、石保吉（石守信之子）为驾前左右排阵使，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趋澶州，迎击辽军。这时天气严寒，雪花飞舞，左右向皇帝进献貂帽、皮袍，赵恒不肯接受，还说：“将士们都为严寒所苦，我一个人穿戴这些东西，能安心吗！”这话传入军中，士兵们高呼万岁，经久不绝。 赵恒在离京之时，本来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但是在途中听到元份得了急病的消息，马上叫参知政事王旦驰回京城代理东京留守的工作。临行之时，王旦向赵恒说：“请陛下宣寇准来，臣有话要说。”寇准到了，王旦才郑重地请示：“如果战况紧急，十天得不到陛下的消息，我应该怎么办？”赵恒考虑了很久，才回答说：“拥立太子。”王旦回到京城之后，直入皇宫，传达圣旨，并且下令严守秘密。 在快到澶州的时候，又有人来劝赵恒，还是以暂避金陵为佳。赵恒开始动摇，立刻把寇准找来，再问他的意见。寇准正色说：“陛下今天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前线将士日夜都在盼望车驾早日来到。他们见到陛下，一定士气百倍！陛下一旦回头，军心涣散，万众立刻瓦解，敌人会在背后穷追，我们连金陵也到不了。”寇准又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拉住高琼的手说：“太尉受国家厚恩，今天愿意舍身报国吗？”高琼立刻回答：“高琼一介武夫，得到国家重用，能有今日。今天愿意为国效死，相公有何吩咐，尽管直言！”寇准把他拉到赵恒面前说：“陛下如果不信臣所说的话，请问高琼。”高琼也劝赵恒绝对不能后退，并说：“寇准之言有理。” 到了澶州南城，大家遥望北岸辽军营帐连绵不断，军容很盛，就请皇帝驻跸南城，暂不过河。寇准立刻站出来说：“不行，陛下不过河，则人心不安，敌人的气焰还很盛，这不是取胜之道。现在王超领劲兵屯驻中山，已经扼住敌人的咽喉，李继隆、石保吉分从左右前进，已掣敌人的左右肘，四方援兵陆续到达，形势如此之好，还有什么顾虑！”这时寇准用眼色向高琼示意，高琼表示领会，左手扶住御辇，右手拔出寒光逼人的佩剑，大喝一声“起！”辇夫不敢怠慢，赶快抬起御辇快步前进，通过浮桥来到澶州北城。当皇帝的御盖在北城门楼上岀现，大宋帝国的黄龙旗迎风招展，呼呼作响之时，城下的将士们欢声雷动。《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一节中记载了赵恒暂驻澶州北城的经过： “帝遂渡河御北城门楼，召诸将抚慰。远近望见御盖，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会郓州得契丹谍者（郓州刚刚抓住了辽国间谍），缚至，斩之。契丹（辽国人）相视益怖骇。帝悉以军事付准，准承制专决（接受皇帝的委托，凡事独断），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辽军）来薄城下，诏士卒迎击（皇帝下诏开城迎击），斩获大半，乃引去。帝还行宫（在南城），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看看寇准在干什么），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当时千千万万的将士从城下仰望澶州北城门楼，觉得大宋皇帝威严无比。我们只要把这一段记事看了，知道皇帝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就会明白：衣冠楚楚的皇帝不过是个演员，宰相寇准才是真正的执行导演。不过，皇帝肯当这个演员，而且演得还很到位，这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 顺利签订澶渊之盟 这一次战争，从一开头，双方都推定了自己一方的指挥者，也就是执行导演。宋方的法定代表人是皇帝赵恒，实际指挥者是宰相寇准；辽方的法定代表人是皇帝耶律隆绪，实际指挥者是萧太后。两位实际指挥者不只是要在战场上以兵戎相见，比个高低，还要在各条战线上斗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目的是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在辽军迅速南下的时候，主动权在辽方手中，他们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经过寇准的不懈努力，宋廷宣布了御驾亲征的消息，主动权迅速转移到宋方手中。因为这样一来，宋朝内部意见不一的混乱局面结束了，皇帝被逼迁都南方的可能性没有了，辽国希望不战而胜，希望通过讹诈获取利益的目的再也达不到了。在此后的事态发展中，这个主动权还在双方之间摆动，一会儿倾向这一方，一会儿倾向那一方。如果皇帝的御辇逃往金陵，如果皇帝到了澶州不敢过河，如果在辽军来攻的时候皇帝不敢打开城门应战，则宋方的这个主动权随时都可以失掉。寇准、高琼千方百计要想保住的，就是这个主动权。好在经过他们的努力，一道道的关口都闯过来了，从此，这个主动权就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双方斗智、斗法的关键时刻，大家看皇帝，皇帝看寇准，皇帝如果仓皇逃跑，一盘棋就会输得干干净净。正因为寇准既有为国为民的大志，又有不怕牺牲的决心，才能从容不迫，才能沉得住气。寇准沉得住气，时时窥探寇准动静的皇帝也才能沉得住气，坚持到底。这样，不利的局势才能扭转，一场大祸才能消除。这时候，形势已经稳定，寇准放心了，皇帝放心了，前线将士放心了，澶州的老百姓放心了，各位读者也可以放心了。 就在这一次御驾亲征的消息已经传来，皇帝的车驾还未到达的时候，澶州前线的将士已经立了一个大功，大灭了敌人的志气，大涨了自己的威风。有一天，宋军一名叫做张环的将官正守着一张床子弩，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前方阵地，突然发现辽军营地上有几个将官出来视察地形，其中有个黄袍将官，指手画脚，看来是个大头头，于是就把床子弩的方向调整好了，对准这个大头头。要是在平时，他们为怕负责，行动之前还要请示上级。这时候他听说皇帝要来了，心情舒畅，斗志昂扬，把什么顾虑都打消了。于是乎瞄准对象，双手把床子弩的开关用力往下一扳，呼哧一声，百箭齐放。眼看着那些辽军将官中间，一下子倒下了好几个，那个黄袍大头头也在其内。当时还不知道射倒的是什么人，不久有消息传来，那个黄袍大头头就是辽军的全军统帅萧挞凛。这时双方的大战还没有开始，辽军统帅已经被我们打死了，这个影响有多么大，也就可想而知。不久，又有消息传来，这个萧挞凛正是在十几年前雍熙北伐时杀害杨业老将军的刽子手，这正好给杨老将军报了仇。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3） 萧挞凛是辽军中的老将，过去和宋军作战，几乎是每战必胜，所以轻视宋军，敢于冒险到前线阵地上来视察地形，结果被宋军一箭毙命，辽军人人丧气。萧太后看到他们的优势一一丧失，主动权已经完全落在宋方手中，只好暗地认输，通过与宋方联系的秘密渠道，表达了愿意谈和的想法。 当时宋辽两国正式交兵，在御驾亲征期间，双方一切交涉都由皇帝赵恒委托宰相寇准全权处理，哪里还有什么秘密渠道可言？这事得要交代一下。原来不久之前，宋军将领副都部署王继忠在和萧挞凛作战时兵败被俘，为萧太后所招降。萧太后了解到王继忠幼年时曾经在赵恒的藩王府里工作过，和宋的皇族关系亲密，就通过他与自己老同事联系，建立了一条直通赵恒左右的渠道，以备在必要时直通信息。这个王继忠虽不得已而降辽，仍有报国之心，想找机会为祖国效力，就一再在萧太后面前进言，认为两国能够谈和，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对双方都有好处。这就更促成了萧太后一意谈和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萧太后并不莽撞，而是颇有心机。在形势有利的时候，敢于大踏步前进，在形势不利的时候，也能够知难而退，识时务者为俊杰。澶渊之盟能够迅速谈成，王继忠出力不小。以后他随萧太后回到了辽廷去当官，经常关注条约执行的问题，宋使每到辽廷，都会对他进行慰问，他也向南叩头谢恩。 在澶州的那一段时间，赵恒是什么事情都听寇准的。只有一件事情，两人意见不同，争论不休。寇准要继续作战，一直要打到辽国称臣，并且归还燕云16州的失地为止，觉得这样才是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赵恒决心要谈和，在寇准不同意的时候，他一再陪小心，说好话。最后是王钦若散布流言了，说是“寇准幸兵自重”（以手里的兵权挟持皇帝，听他摆布，这个帽子大得惊人）。寇准不得已，才勉强同意和谈。在和皇帝进行争论的时候，寇准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的。他说：“御驾亲征才打出了这么一片大好形势，目前辽军害怕自己的归路会被切断，主动求和，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只有再接再厉，把他们打出国境去，趁势收回燕云16州，才能赢得真正的长治久安。如果现在轻易谈和，只能苟安一时；几十年后，说不定他们还会前来侵扰。”赵恒连忙插话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是太苦了，我不忍看见老百姓流血牺牲，所以决心早日谈和。至于几十年后他们是否再来侵扰，到那时候自有能人出来保国安民，我们就不必为子孙担忧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寇准明知，皇帝已经让步让到了底线上。如果再要和他争执下去，他一旦翻脸，把自己撤了，目前和约还未谈成，局势还很危险，只好顾全大局，忍痛让步。王钦若所散布的“寇准幸兵自重”的谣言，安知不是受赵恒的指使？不管过去皇帝对自己如何倚重，如何支持，到底他是皇帝，自己是臣子，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暂退一步。不久之前，前线十分吃紧，形势严峻，寇准是横下一条心，为国忘身，每天吃得下，睡得着；赵恒心里七上八下，夜里睡不着觉。曾几何时，形势有了好转，赵恒放心了，睡得着觉了，整天盘算着早日回京，不想在外间再过这个受罪的日子。不忍心让老百姓吃苦，那都是漂亮话，实际上是自己吃不了苦。这时候却轮到寇准想来想去想不通，睡不着觉了。 寇准同意谈和，赵恒立即派曹利用到辽营去进行谈判。这个曹利用自幼生长在宋辽边境地区，能说一口流利的契丹语（辽国人以契丹族居多，所以称契丹语为国语）。当时辽国朝野上下倾心汉化，辽国官员都要读中国诗书，所以多少都能说几句汉语，但是汉人却不学契丹语。对于精通契丹语的曹利用，宋廷从来就重视他，凡对辽国打交道，总是尽量让他上阵，他能和萧太后对答如流，这对谈判自然有利。临走的时候，赵恒交代他说：“万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就是每年送给辽国的银绢所值不超过一百万两银子）寇准听说此事，十分生气。在曹利用出发之前，气冲冲地把他喊来，对他说：“你虽然得到了旨意，还是要力争，能少就少，别把老百姓的血汗不当事。如果你答应的数字超过三十万，当心我要你的脑袋！”皇帝已经同意的事，寇准还要去插一杠子，这当然是得罪人的。好在曹利用理解他的心情，并不介意，最后真的是以三十万谈定。曹利用回来的时候，赵恒立即召见。曹利用明知他急于知道结果，但是要顾到礼节，只能是一步步走过来，又不能跑步。赵恒急不可耐，就一再打手势询问，当他看到曹利用伸出了三个手指，误以为是三百万，不禁紧锁眉头，默不作声。后来知道是三十万，欢喜得嘴都合不拢来。 “澶渊之盟”的内容，实质上不过两条： 回銮碑。澶渊之盟订立后，宋真宗赵恒回到京城，在前线立碑作为纪念。此碑可作澶渊之盟的见证。 一、双方结为兄弟之邦，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两国恢复邦交，互通庆吊。 二、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个和约能够很快的签订，曹利用固然出了大力，也是形势使然。外交上能取得胜利，不是光靠嘴巴会说，更重要的是有实力做后盾。过去辽国不把宋军看在眼里，是因为宋军经常闹不团结，那些招募来的士兵，每每避战，不肯出力，被辽军骑兵一冲，就会瓦解。这一次宋廷的御驾亲征，在寇准的统一指挥下之，人人卖力，万众齐心，连杨家将杨业的大儿子杨延昭的队伍这种边疆的子弟兵也从几百里外赶来，在某些关口集结，准备切断辽军的归路。辽军深入对方国境，补给为难，打几次小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归路如被切断，那就不堪设想。萧太后认为，只有订了和约，才能平安回国。至于银绢，只能是得多少算多少，不再计较。在宋廷这一方面，皇帝赵恒认为：每年财政收支高达几千万两银子，送给辽国的“岁币”，不过其中的千分之几。两国每打一次大仗，军费大得惊人，动辄以百万计。能不打仗，就是花钱买和平也是值得的。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才是和约能够签订的根本原因。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4） 从表面上看，两国的皇帝以兄弟相称，互通庆吊，文书往来互称南北朝（宋称南朝，辽称北朝）这个和约好像是平等条约。其实，和约中有了“岁币”的规定，宋廷每年要无偿付给辽国三十万银绢，这个和约就还是个不平等条约，对于宋廷来说，还是一种屈辱。宋代有许多文人在诗文中一再表露出对于“岁币”的强烈不满，并不光是舍不得这一笔钱，而是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希望团结奋斗，以雪国耻。这也就是宋代爱国诗文特别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萧太后是女中豪杰 这次澶渊之盟的迅速签订，让宋辽两国一举打下了长达百年和平共处的基础。总的看来，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宋方坚持抗战的宰相寇准，自然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而辽方的萧太后，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说得上是一位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提起辽国的萧太后，可以说是大大有名。在旧小说和戏曲里，好像辽国的太后都姓萧，皇后也都姓萧，这是怎么回事？不错，辽国的皇族都姓耶律，后族都姓萧。辽国在公元916年建国的时候，全国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契丹族为主的许多游牧民族，另一类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民族。游牧民族虽以契丹族为主，其他还有许多小的族群。开创国家做皇帝的是契丹族的耶律氏族，当皇后的则是奚族的萧姓氏族。代代通婚，长期合作，不仅帝、后都由这两个氏族产生，而且辽国许多重要官员也从这两个氏族选拔出来。 主持签订澶渊之盟的这个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又叫叶叶，是宰相萧思温的女儿，自幼慧而多才，16岁的时候嫁给了辽景宗耶律贤为皇后。耶律贤一直多病，政事决于萧后。公元982年耶律贤病死，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29岁的萧燕燕作为太后，临朝听政。她那时的境遇和柴荣刚病死时符太后孤儿寡母的惨状也差不多，所以宋太祖赵光义欺她少妇当国，发动雍熙北伐，想以30万大军把她一举推翻。可是北方女杰究竟不同于南国佳人，她坚持奋斗，终于挺过来了，不仅没有丢掉江山，而且在连天烽火中间把国家大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对内处理政务，对外指挥作战，都是一把好手。开战不久，她就发动反攻，以少胜多，逼得赵光义的大军因为缺粮而全线崩溃，狼狈退军。官方记载了她许多赫赫事功，民间传说却讲了她不少风流韵事。《宋史纪事本末?契丹盟好》中说： “二年（1009）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萧氏卒。萧氏有机谋，善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亲披甲督战。及通好，亦出其谋。然性残忍，多杀戮。与韩德让通，赐姓名耶律隆运，拜大丞相，封晋王。未几，德让亦死，陪葬陵旁。” 对于这一段话，需要作一点简单的说明。澶渊之盟的签订是在公元1004年，5年之后，萧太后就病死了。“萧氏有机谋，善驭大臣，得其死力”（说她善于用人，臣下愿意为她出死力）。“每入寇，亲披甲督战”（入侵时，她亲自披甲督战）。“及通好，亦出其谋”（后来决心谈和，也是她的主意）。“与韩德让通，赐姓名耶律隆运，拜大丞相，封晋王”（韩德让本名韩昌，是出身于河北玉田县的汉人，辽国大臣韩匡嗣之子。是个有名的美男子，是她的情人。）她丈夫耶律贤多病，她很年轻就守活寡。她多年为国事操劳，身边有个情人也不算过分。韩德让辅佐她处理政事，尽心竭力，先受赐姓名为耶律德昌，耶律昌运，后改耶律隆运，拜为大丞相，封晋王，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她和韩德让是同一年病死的，她的儿子耶律隆绪也很通情达理，把母亲的情人陪葬在母亲的陵墓之旁，成为一段佳话。 像萧燕燕这样聪明能干，能文能武，英姿飒爽，文采风流的皇后，应该说是稀有的人物，多少年才出一个。其实不然，辽国这种秀外慧中的皇后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代代多有。辽国的萧后在历史上几乎成为一个出了名的品牌。 辽国萧后是个品牌 在历史上，不管是辽国的皇后也好，太后也好，几乎都是扫眉才子，成为出名的品牌人物。首先从外貌说起，黄种人都以皮肤白皙为美，契丹、奚族都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源出鲜卑。在魏、晋时代，鲜卑族有一个带侮辱性的称呼，叫“白虏”，说明他们皮肤很白，因此，这些萧后，都有天生的白皮肤。 在当时，美人大都出在江南或者西蜀，例如江南的大小周后，西蜀的花蕊夫人。不过她们都是病态美，三寸金莲，弱不禁风。像辽国这些皇后、公主，从小就练出了一套马上功夫，既婀娜，又矫健，简直像今天的运动员，自然成为草原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靓丽风景线。 辽国的上层人物倾心汉化，苦学汉文，宫廷里说话都用汉语。但是他们究竟出身于游牧民族，男子不能不以锻炼弓马为主，在学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方面，贵族妇女更占上风。拿汉人来说，一百个才子中间也难找一个女才子，但是在辽国，竟然以女才子居多。 在汉人的女性中间，因为要受到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精神约束与时间限制，不能放手学习；辽国贵族妇女就有更大的自由，一般没有什么人为的限制约束得了她们。 在这些萧皇后、萧太后之中，从萧燕燕以下，随便举两个例子，都很出色。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小名菩萨哥，能歌能舞，多才多艺。她也就是萧燕燕的媳妇，只是因为自己生子多夭折，就收养了宫人萧耨巾所生之子，以后立为兴宗。兴宗继位后，萧耨巾以皇帝之母的资格自立为法天皇后，要想夺权，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政变。政变没有得逞，不久就平息了。书包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5）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圣宗的孙子，他的皇后萧观音更是辽史上的知名人物，曾以一首《怀古诗》成为辽代名气最大的女诗人。诗曰： 宫中只数赵家妆， 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 曾窥飞燕入昭阳。 此诗本是吟汉代赵飞燕的故事，后来被人罗织成罪，诬陷致死，说她与宫中伶官赵惟一私通，因为诗中隐含了“赵惟一”三个字。她是枢密使萧惠之女，小字观音，姿容绝代，诗词、琵琶，当时无人能比。因为爱好音乐，遂与伶官接近，因诗获罪，令人扼腕。此事后来已经平反。辽人王鼎编写了一本著作，叫做《焚椒录》，书中所收的都是辽人的文学作品，但都是用汉文写的。书中既收了萧观音的许多作品，也记载了她那一段哀感冤抑的宫廷故事。 从敌国打成了兄弟之邦 辽国立国一共才209年，一直都在和宋王朝打交道。其中从公元916年到1004年，双方是处在战争状态或者磨擦状态，断断续续，打打停停的时期；从1004年到1125年，是处于已经签订和约的和平状态，基本上相安无事。两国作为敌对国家互相对峙了80多年；作为兄弟国家，和平处了100多年。 辽国建国之初，正值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五代时期，中原大乱了好几十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到辽国管辖的地方去。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现象，辽国的人口一开始就以汉人居多，契丹人只占少数。汉人的文化又远远高于契丹人，所以辽国虽是契丹人统治的国家，一开始就已经全盘汉化，接受了汉人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宋辽两国实际上都是依照中华文化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只是在契丹人的内部还保留了一点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已。由于两国的文化相同，更容易成为兄弟之邦。到了元代，官方甚至分不清楚汉人和辽人（契丹人）有何分别，他们在划分族别的时候，把汉化了的辽人（契丹人）认为是北方汉人，而把南方的汉人称为南人。 正因为宋辽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双方在订立合约之后比较容易沟通，容易遵守。辽国建国之后，不少契丹人都以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辽史》中自豪地说：“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柴荣）宋（赵匡胤）按图更制，乃非故物。”他们认为从秦汉以来的真东西都让我们辽国搬来了，你们现在按照图纸新做的，都是冒牌货。 后来他们发现，中国的东西确实是好。但是光要中国的死宝还是不行，还要活宝（人才）。所以就采用两种办法齐头并进，一是引进人才，包括引进知识分子和各种工匠；二是他们契丹人努力读中国书学中国文化。外交使节到了辽廷，双方人员全用汉语交谈，就是辽国民间市场也用汉语，因为许多商品都是中国货，还是使用汉语方便。据说有一次对对子，宋使在辽庭上还出了丑。辽使出上联：“白玉石天子建碧室”，宋使对下联“口耳王圣人坐明堂”，辽使立刻指出，“圣”字从“壬”不从“王”，说得一点不错，他们简直比宋人还要内行。北宋时代都当过宰相又都与辽国办过外交工作的两位大臣——韩琦与富弼都认为辽国学中国文化确实成绩惊人。韩琦说： “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据有大漠、辽东和整个燕地）。东服高丽，西臣元昊（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西夏都臣服于他们）。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越来越兴旺）。至?br / 宋朝第4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从高层次的文化事业到日常生活习惯，全都学会了中国人的一套）。hubaowang” 富弼说得更加彻底： “（契丹）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相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们有的东西，他都有了；他所有的劲兵骁将，我们赶不上他）。” 澶渊之盟刚刚订立的时候，寇准估计最多可以保持几十年的和平，结果超出了他的估计，两国长期和平共处，从公元1004年直到1125年辽国之亡，长达100多年。宋辽之间能够长保和平，辽国皇室倾心汉化，两国边境上汉人和契丹人的和睦共处，水|狂c交融，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辽兴宗耶律宗真勤学绘画，他曾经自绘一幅肖像送给宋仁宗，请宋仁宗回赠他一幅真容，“以笃兄弟之情”。等到宋仁宗的真容送到，辽兴宗已去世，道宗耶律洪基在位，道宗竟把宋仁宗真容和辽的祖先画像挂在一起。宋仁宗驾崩，讣告送到辽国，辽道宗痛哭流涕。辽道宗即位之初，宋廷派大学者欧阳修前往祝贺，辽国举国轰动。辽道宗组织满朝官员热情接待，宾主尽欢。他自己在接见欧阳修时发了一个宏愿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 契丹人最初是作为敌国从北方打进中国来进行侵掠的，是中国自己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把一大批老百姓驱赶到他的辖区里去，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石敬瑭把燕云16州割让给他们，他们认识到汉人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就有计划地笼络燕地汉人韩、刘、马、赵四大家族，给以特权，帮助他们治理地方。萧太后萧燕燕的情人韩德让就是韩氏家族的头面人物。这样，他们就在燕云16州站稳了脚跟。随着汉化的加深，他们的政策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文明，以前那种到处抢掠的暴戾之气逐渐消除，宋、辽这两个兄弟国家变得非常相似。这时候，你从外表上分不清朝廷上谁是宋官，谁是辽官；市集中往来做交易的谁是汉人，谁是契丹人。正如台湾姚从吾先生所说：“相安既久，于是部分的或全部的（契丹人）逐渐变成了广义的中华民族。”宋、辽两国后来的文书往来一律不称国名，而是互称南北朝。对宋称南朝，对辽称北朝。也就是说，已经互相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政权，这两个政权，已经是友好的兄弟之邦。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6） 辽国在200年中间的变化，是一步步地从侵掠走向和平，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既符合中华文化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民族之间融合的规律。从春秋战国以来，有数不清的部落、部族都一一接受中华文化，走上了文明的道路。逐渐融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的中华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冲突、战争总是难免的。无需记仇记恨，只要矛盾能够逐渐消除就是好事。只不过，宋、辽和约中所保留的“岁币”——每年宋要向辽提供几十万银、绢总是一件使人难堪的事。如果能够换一种形式，例如“经济援助”或者“贸易补偿”，作为富国向穷国的一种支持，那当然要好得多。 令人遗憾的事情是，最后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和约的不是被宋人视为夷狄的辽国，而是以信义之邦自居的宋廷。 后来，在辽国的后方，强悍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在几年中间，占了辽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烧杀极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宋廷从道义上说，应该支持辽国，保卫国土，因为宋、辽是兄弟之邦。从功利上说，也应该扶弱抗强，联辽抗金，一旦辽国失败，战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可是宋廷君臣在决策的时候，大错特错，竟然是一副小人动作，见利忘义，偷偷地派使者渡过渤海前往金国订立“海上之盟”，约定两国同时出兵，共同灭掉辽国，瓜分辽国土地。 宋廷秘密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所有听说此事的官员无不反对。老将种师道气愤地说：“今日之举，譬如邻居被盗，我不能相救，反要勾结盗匪乘火打劫，无乃不可。” 辽国知道此事之后，派使臣前来劝阻。使臣到了宋廷，痛哭流涕，呼天抢地，他说：“救灾恤邻，古今通义。宋辽两国，百年友好。今贵国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毁兄弟之谊，结豺狼之邦。我国一旦失利，就是你们大祸临头之时，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辽使凄厉的哭声一直在大殿中回荡，久久不散。宋廷君臣无动于衷，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兴高采烈。宋廷的君臣是谁？皇帝是宋徽宗赵佶，大臣是蔡京、童贯……正如辽使所说，他们转眼之间大祸就要临头。过了两年，金兵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东京一再被围，蔡京、童贯……先后贬死，宋徽宗赵佶，被金兵作为俘虏，押解北上，多年之后，死在敌国。过去闯了大祸的人，大都是留下了后遗症，祸延子孙。惟有这一次背信弃义联金灭辽的决策者赵佶、蔡京、童贯……闯祸之后，立刻自食其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轰轰烈烈的澶渊之战以后，随即签订了维持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这件大事到今天已经整整1000年了。一份和约能在两国之间维持百年的和平，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对于“澶渊之盟”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对于这一类的问题，过去的答案大都十分简单，不是赢了就是输了，不是胜了就是败了，好像二者必居其一。其实这种答案必须多说几句，一句话是说不完的。 “澶渊之盟”的签订，对于辽方来说应该说是赢方，但是宋方未必就是输方。百年和平让宋方争取到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种收获我们不得不承认。因此，有争执的双方谈判的结果不一定是一赢一输，双赢的事确实是有，两败俱伤的事也是有的。“澶渊之盟”真正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双方和平友好，遇事合作，这种巨大的收获首先应该肯定。 宋方每年要拿出几十万两“岁币”，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损失，二是精神损失。我们过去给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战败后的割地赔款苛刻条件吓怕了，总认为一旦赔款，就会赔得家破人亡。其实我们若按当时的币值、物价与国家实际财政收支推算一下，就知道“岁币”的数字并不很大，不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千分之几而已，和打一次仗的损失相比，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只不过每年要缴纳“岁币”给外国，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屈辱感，在精神上是一种压力。如果换一种形式，换一个名称，例如支援、救助、补偿、合作等等，那就要文明得多。其实，古代的国际贸易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例如不平等的进贡与回赐，平等的馈赠与回赠。根据我们对一些史料的分析，当时是宋真宗决心谈和，以便早日回京，不以“区区岁币为念”，如果把决策大权交给寇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就是不给“岁币”，萧太后也会退兵，因为她害怕归路会被切断。寇准明明知道这张底牌，就是使不上力，只好徒唤奈何。 寇准能坚持吗？皇帝既然把底线说出来了，他就无法再坚持了。他不是怕丢官，不是怕获罪，而是在和约未订之前，如果皇帝把他撤了，换上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来主持谈判，那么国家就要吃大亏。和约已订，辽兵已撤，他这个官就可以不当了。公元1006年，寇准罢相。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时候，小人们不敢出头，寇准拍案而起。到了和平恢复，皇帝热衷于玩天书降世的把戏，会拍马屁的小人们都钻出来歌功颂德，这些事情就没有寇准的份儿。公元1008年，有天书见于承天门，皇帝下旨大赦，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23年，小人王钦若再任宰相，同一年，寇准贬死在岭南的雷州，又重演了一次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剧。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1） 宋王朝开国以来的前四任皇帝，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第一任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从外表到性格都是一个军人，方面大耳，虎背熊腰，做事有魄力，但是粗中有细；待人很真诚，每每宽大为怀。结果大业未竟，却被自己的亲人所谋害。 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从他的一生行径来看，是一个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小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也是一个逃避罪责逃避了一千多年的重大案犯。 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是一个出身皇族的花花公子。开头也有一点事业心，一旦小有成绩，立刻自我陶醉，大玩天书降世的迷信把戏，晚年成了一个糊涂蛋，以致大权旁落。 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虽然出身皇族，但是却被培养成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的知识分子。既有书呆子的理性，又有书呆子的仁慈，就是缺少魄力，所以辛苦一生，没有做出很大的成绩来。 这前三个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只要把他们的简历翻阅一下，就能看得出一条线索来。只有这个赵祯，言行举止，完全不像皇家子弟，却像白面书生。他没有一点暴君的暴戾之气。他和包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包拯的唾沫溅了他一脸，他一点也不生气，悄悄地擦掉了事。他也没有一点皇家子弟骄奢h药逸之气，在夜间办事感到饥饿的时候，为了不打破作息的规矩，宁肯自己克服，也不愿叫御厨加班。他这个书呆子的性格是如何养成的！请听我说出个中原因来。 宋代又出了个武则天 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李治是个窝囊废。他在初当皇帝的时候，还很认真地干了一阵子，到了后期，就万事不理，只享清福，造成大权旁落。事有凑巧，宋代的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也是这一类人物。李治的大权落到了一个厉害无比的女人武则天手里，赵恒的大权也落在一个厉害无比的女人刘娥手里。这两个女人抓权的经过非常相似，都是先把丈夫架空，对国家大事独断专行；丈夫死后，再以太后临朝的名义把儿子架空，独掌大权。当时的人就评论这个刘娥是吕、武（吕雉与武则天）式的人物而更像武则天。这个刘娥的出现是造成宋仁宗赵祯书呆子性格的主要原因，而这个书呆子皇帝在位的41年又是两宋中的一段太平盛世。是两千年专制王朝中文风最盛的时代，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主要的活动时期；又是政简刑清，社会风气十分祥和的时代，正义之神的包青天就出生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作一番必要的介绍。 事情要回溯到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后期，宋真宗赵恒还未立为太子，还在当襄王的时代。这个花花公子正是翩翩少年，经常在内侍的陪同下，微服游逛京师的三瓦两舍。有一次，碰上了一个15岁的小姑娘在那儿播鼗（用手摇着一种拨浪鼓的舞蹈）。这种小鼓本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但在这个小姑娘手中摇得有声有色，令人目眩神迷。赵恒一下子迷上了她，招进府中作为侍女。当时问明籍贯身世，据说，她名叫刘娥，祖籍太原，后迁益州（四川）。祖先刘延庆在五代时做过大将军，父亲刘通，宋初当过将官，曾经跟随宋太宗出征，途中病死。那时刘娥还在襁褓之中，由外祖父收养。后来外祖父与舅氏相继去世，只剩表兄龚美依靠银匠手艺四处谋生。因为才来京师不久，表哥银匠生意不好，她只好学习表演播鼗贴补家用，她直言当时已是龚美之妻。赵恒对他十分同情，决定留在府中听用。偏偏赵恒的|狂c母看出这两个年轻人的暧昧，就去向宋太宗告了密。太宗立刻叫来赵恒，训斥一顿，要她驱逐刘娥出府。赵恒不得已，只好让刘娥到处躲藏，直到太宗去世，自己继位，才招入宫中，封为美人。 刘娥的籍贯身世是真是假。姑且不说，她小小年纪，孤身一人进了人事关系极为复杂的皇宫，能否立得住脚，就要看她自己的能耐了。也亏她极其聪明，不仅对郭皇后殷勤侍奉，就是对一般内侍宫女，也都十分尊重、亲切，入宫不久，赢得人人称赞，从此一路攀升，从美人一直册封为德妃。到了郭皇后去世，她竟有了竞争皇后的想法。可惜她不能生育，看病吃药都没有用。在那个时候，不管你如何得宠，不能生育就当不了皇后。刘娥冥思苦想，竟然想出一个绝招。那就是找个宫女代替自己来生个儿子。这个计划得到了赵恒的支持，她又找到一个姓李的宫人来承担这个任务，事先说好，日后永远不能透露这个秘密。后来天从人愿，李氏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赵受益。好在皇宫里地方大，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只要严密封锁消息，不仅外人不知道，连宫里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赵受益开始懂事的时候，只知道刘德妃是自己的生母，喊大娘娘，抚养自己的是杨淑妃，喊小娘娘。生子后，李氏才得封为才人，但是母子不能相认。直到死后，才被追封为李宸妃。 公元1022年，宋真宗去世，12岁的赵受益继位，改名赵祯。由刘太后垂帘听政。1033年，刘太后去世，赵祯开始亲政。在刘太后去世以后，赵祯的身世真相才得以公开。《宋史?仁宗本纪》中说：“（仁宗）讳祯，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大中详符三年（公元1010）四月十四日生。章献皇后（刘太后即刘娥）无子，取为（实为夺取）己子养之。” 刘娥进宫不久，就从美人一路攀升，登上皇后宝座，她的善于与人相处，的确有一套本领。但是这个靠着手摇拨浪鼓跳舞起家的小姑娘究竟有多大的治国本领，那就不免令人怀疑。她幼年时颠沛流离，肯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后执掌大权，能把国家治理好么？能把他那个名义上的儿子赵祯教好么？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2） 根据记载，刘娥入宫以后，是抓住了一切机会苦学治国本领。她“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陪着真宗“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与闻。”经过多年的磨练，刘娥已经从一个赏心悦目的漂亮小姑娘成长为真宗的一个得力的好帮手。在她掌握了大权以后，固然有许多正直的官员一直支持她扶助她，帮她出谋划策，但是也有些马屁精帮她出馊主意，知制诰程琳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有人向她建议“依武氏故事”立“刘氏宗庙”。她曾经犹豫过，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些拍马屁的文书摔在地下，说是我绝不做这些对不起人的事。她反复读了武则天史事的史书，决心不走野心家武则天那条路。武则天残忍成性，一生任用酷吏，制造冤案无数，滥杀无辜无数；刘娥对于政敌，只贬斥带头的人，最重的也不过充军岭南，其他一概不问。武则天用人惟私，重用一般亲友，以保护既得利益。刘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用亲友，以免互相勾结。有一次在廷议上，她公开宣布，要大臣们把自己子女亲友的名单统统上报。大家非常高兴，认为太后要对我们进行照顾了，就纷纷上报，名单报得很长，但是很久听不到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刘娥把名单挂在卧室里，题名为“百官公卿亲族表”，以后有人荐官，凡是表上有名的基本不用，这是一个杜绝用私人的好办法。那些开了一大张名单的人无不后悔。有些人虽然对她不满，因为她公正无私，也对她无可奈何。 武则天做大周金轮皇帝的时候，已经是60岁的老太婆，老口茭巨猾，心狠手辣。刘娥手握国家大权的时候，刚到中年，秀丽文雅，初次见面的人，谁能想到这位年纪不大的皇太后竟然是一位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铁腕人物。要论治国本领，刘娥当然超过武则天。武则天的统治是依靠威慑和利诱来维持的。刘娥不用这些手段，照样能掌握这么大一个国家，渡过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一直保持稳定。当大权在握的时候，她的头脑并未发热，她好读书，知道古今治乱兴亡的许多道理，知道自己的大权从何而来，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要维持这个大宋帝国的安定繁荣。比较而言，武则天是个行险侥幸的小人，一辈子做够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她在临死之前那一次政变中没有被人清算绞死，算是万幸。刘娥则是个谨慎行事的君子，这一生中一边学，一边做；一路走来，既有失误，也有过错，但是她的本质还是善良的，尽量不做太过分的事，遇有重大问题，也还能听从别人的劝告，所以一直能够化险为夷。 公元1032年，赵祯生母李氏病故。刘娥先是准备按宫人等级下葬。宰相吕夷简认为不可，他对刘娥说：“皇上生母，当用厚礼。”刘娥听了这话很生气，就质问他：“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吗？”脸色很不好看。吕夷简从容不迫地说：“太后如果不为刘家的人作长远打算，臣不敢多嘴；如果把事情想得周到一点，还是厚葬为宜，请太后三思。”刘娥马上领悟，立刻同意厚葬，冠服如皇太后。 一年多以后，刘娥自己病重。赵祯日夜守候在病榻之前，直到刘娥去世。他正为母亲离开人间而痛不欲生的时候，一些老臣和知情的宫人就陆续向他透露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真正的生母不是刘太后，而是李宸妃。他被欺骗了20多年，到这时候才明白了真相，不禁悲从中来，深感对不起自己的生母，而嚎啕痛哭，也就免不了对这位假母亲产生怨恨。这些老臣、宫人对他的说法也不一样，说好说歹的都有。有人认为刘太后一生虽然独揽大权，也有过不少失误，但她辅佐真宗，尽心国事，立下不少功劳；以后又临朝听政，长保国家安定，教诲皇上成才，一生辛苦，忠于宋室，还是很不容易。有人认为她出身卑微，为了能登高位，得掌大权，不惜抢夺别人之子，使皇上母子终身不得相认，实在过分，又听说李宸妃死于非命，为洗沉冤，望皇上加以追究。赵祯爱恨情仇，交织于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只靠他自己拿主意了，别人谁都不敢插嘴。他沉思良久，觉得耳闻不如目见，于是下定决心，下令开棺。 对开棺的结果，赵祯心中无数。但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开棺之后，一切正常，那当然是大好事；万一生母确实死于非命，就得追究罪责，要使死者瞑目。他不想保密，开棺的那一天，开封府有关人员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皇宫内外，全城老百姓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翘首以待，希望早一点知道开棺的结果。刘太后的家中（有他两个侄子全家）已经派兵警戒，不许出入。如果死者确非正常死亡，就要对刘家进行追究。 在众目睽睽之下，棺盖被小心地抬开了，只见李宸妃穿着太后的衣冠，在水银的保护之下，容貌慈祥，面目如生。赵祯放声大哭，但是他放心了，这个假母亲并没有暗害自己的真母亲，也没有苛待自己的真母亲。于是满天云雾散尽，在刘府警戒的士兵也都撤走，开封全城大街小巷欢声雷动，高呼万岁！赵祯回宫之后，在刘太后的遗像前焚香祷告：“大娘娘！从今以后，天下人都知道你的心迹了！背后的闲话实在是不能相信的。” 从古以来只听说“盖棺论定”，未听说“开棺论定”。这一次赵祯决定对生母开棺，实际上是对刘太后的一次“开棺论定”。如果开棺之后，发现李宸妃是中毒身死，一定会追查到底，刘太后也会身败名裂。即使不是被害，而是薄葬，有人也会批评刘太后对人苛刻。现在发现是厚葬，是以皇太后的高规格安葬，大家对刘太后的看法立刻改观，认为她对人宽厚，把过去对她的不满也都一笔勾销。与后来的大功、大节相比，她过去那些失误，那些过错，也都值不得一谈了。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3） 年轻的皇帝自己亲政了，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几位母亲。经过在朝廷上的一番讨论，他把宋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的牌位列于太庙之中，另建一座奉慈庵，供奉刘太后和生母李氏的牌位，刘太后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生母李氏为庄懿皇太后，地位平等。这表现在他在政治上的成熟，既为生母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又没有伤害自己的“大娘娘”（刘太后），于国于家，到处都是一片祥和之气。一些有远见的老臣，都称赞这位年轻的皇帝待人宽厚，做事稳重。但是刘太后当权20多年，是个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必然得罪过不少人，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在一个多月中，开封城内到处都在议论刘太后的短处，其中有不少人很想趁机会把她扳倒。赵祯实在坐不住了，他只好站出来公开地劝说大家：“好了好了，这一个多月来，大家对刘太后的事已经说得不少了，大概也说得差不多了。她操劳国事20多年，难免有许多失误之处。如今她已归天了，我们不能只说她的短处，也得记住她的辛劳，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们还是向前看的好。你们所说的这些事，其实我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她身边，她做的事，难道我会不知道！大家还是少说几句算了。”对于这件事，《宋史?仁宗本纪》里还郑重地记上一笔：“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既然皇帝自己出面劝解了，臣民们也就不好再说下去。 在对刘娥七嘴八舌的议论平息下去以后，就有利于我们对她做出公允的评论。刘娥的出身、经历与向上攀升的形式，确实很像武则天。但是在登上高位以后，她和武则天的不同之处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可以扼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刘娥就绝不会这么做。对于李宸妃的安置，如果换了武则天，早就杀了，以绝后患。哪会等到后来出现什么厚葬、薄葬的问题。刘娥本性还是比较善良，在不得已的时候，她也会使用一些手段，但是任意作威作福，损人不利己的整人害人的事，她是不会干的。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刘娥培养赵祯这个假儿子，确实尽心竭力，终于把她培养成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博学、理性、宽厚、善良的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好皇帝是极少的）。一些残酷的斗争，她自己承担起来，不让赵祯知道。这对赵祯也是一种保护。赵祯从小生活在那么一个好环境里，由于刘娥的严格要求，没有养成皇家子弟那种作威作福的娇骄二气，却养成了好学深思，通情达理，公正无私，依法办事的好习性。正因为赵祯有了这种好习性，在他当权的30年间（1033—1063），才出现了在中国整个专制王朝期间最可贵的文风最盛的太平盛世。 从历史上的名气来说，刘娥比不上武则天；但是从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来说，武则天远远比不上刘娥。武则天是个精神变态的混世魔王，一生都在闯祸。就凭她那种以制造冤案为乐事的癖好，也足以让后人千秋万代骂下去，永远引以为戒。刘娥的一生虽然也有过错，究竟功大于过。她的功劳是： 一、执政20多年，尽心竭力维持宋王朝的稳定。史称，她公正无私，所以“恩威皆浩荡”；虽然“政出宫闱”，但是“号令严明”，为大家所信服。 二、培养了赵祯这样的一个好接班人，既是假儿子，又是好儿子。从此开创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惟一令人觉得遗憾的是，赵祯生活在这个女强人的阴影之下时间太久，精神受到压抑，性格稍显软弱，成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但是历史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呢！ 为清官树立样板 历代帝王，野心家多，书呆子少。野心家坐上了高位是为了自己享受荣华富贵；书呆子坐上高位，是为了做成几件大事，让老百姓过上平安的日子——天下太平。赵祯就是个书呆子。他从刘太后那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公正无私，依法办事。所以在亲政以后，就在考核全国官员的时候，有心物色品德高尚，秉公执法的大清官，从地方提到京师来，加以扶持。赵祯在位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官包公出现了。包公这个人物，无疑是中国民间最出名的一个人物。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弄不清三皇五帝，可能不知道秦皇汉武，可只要是个中国人，就没有不知道包公的。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专制王朝时代，所有的司法部门，都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那里的官老爷无不官官相护，互相勾结，狼狈为口茭。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那种敢于主持正义敢于为民伸冤敢摸老虎屁股敢碰皇亲国戚的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太少了，包公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几千年悠悠岁月，老百姓碰到的好事是不多的，但是遭冤枉受委屈的事随时都有。大家一旦含冤负屈，求告无门，首先想到的就是包公。就会仰天高呼“包青天你在哪里？” 包拯像 包公敢于主持正义，为民伸冤，就得严格执法。他不许别人犯法，自己就得公正严明，做一位典型的清官。有些朝代贪污腐败一塌糊涂，很难找到清官，因为清官没有立足之地。包公这样一位典型的大清官不出在别的朝代，而出在北宋，决非偶然。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惟一的重文轻武的朝代。开国之君赵匡胤虽然是职业军人出身，但他看够了军阀专政内战绵延给老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所以在上台以后，实行重文（重视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轻武（不再穷兵黩武，与民休生养息）的国策，并且准许知识分子说话，立下誓碑，告诫子孙不许擅杀知识分子与“上书言事人”（提出不同政见的人）。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冤案就会少得多。要是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她所豢养的一批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以制造冤案为职业。他们制造冤案不是一个一个的制造，而是一批一批的制造。出现冤案，不是某个官员的无心错误，而是女皇帝有意为之。女皇帝制造大批冤案，是为了加强恐怖气氛，压服政治对手，也就是震慑反对她的人。这样，谁会给你伸冤，谁敢给你伸冤，遭到冤案的人只好自认倒霉，根本就没有“平反”、“伸冤”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里，绝对出不了包公。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4） 有许多朝代在考察文官政绩的时候，常常以数字来衡量。那就是，地方上的财政收入越多，地方官的成绩也就越大。至于民间有没有冤枉，他们是不管的。宋代考核地方官居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世之最”。也就是说：地方官要能为民伸冤，最好不出冤案；就是出了，也能及时解决。增收赋税要不扰民，钱当然是要的，不过要钱也该要得文明一点，不能恶打恶要，伤了老百姓的心。 家天下的专制王朝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严惩贪污。例如汉武帝规定，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死后，一律陈尸示众。他的小舅子也因为贪赃被处死。唐太宗于公元634年下大赦令，连已判死刑的重犯都可赦免，但是特别声明，贪赃枉法者一律不赦。宋太祖在位16年，两次颁布大赦令，都规定贪赃枉法者不赦。为什么连判死刑的重犯都可以赦免，惟独不赦贪官，他们也自有一番道理。因为老百姓每每迫于饥寒而为盗贼，但是贪官都享有俸禄，绝对没有一个是迫于饥寒才当贪官的，为什么要赦你！每一个皇帝都懂得，贪官一方面盗窃了国家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官逼民反”，把老百姓逼到造反那条路上去，造成天下大乱。严惩贪官，既保护了皇家的利益，得到一大笔收入，又赢得了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既然给你十分优厚的待遇，当然就更有理由要求你奉公守法，不得贪污。宋代对大贪官绝对严惩，在《宋史》一些传记中间，隔三岔五地会出现“坐赃弃市”、“坐赃杖死”、“杖毙之”等等记载，使人触目惊心。即使是小贪，受了处分之后还要记录在案，每次调动，都要把罪行交代一次。退休后的待遇也要低人一等，该给子弟的荫庇也就没有了，让贪官在晚辈面前丢脸。一个人一次犯贪污，终身受歧视，因此，大家相戒不敢随便伸手。影响所及，有些家族也定出家规，凡是有过贪污行为的人，死后不许葬入本族坟山，永作孤魂野鬼！宋代这些反贪良法，值得万世效法。 不过，光有反贪良法还是不行，因为“徒法不能以自行”，还得找有魄力的大清官去执行。但是要找真正的清官，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清官难当，要能管得住贪污腐败现象的大清官就更难当。他必须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不讲情面，不怕报复，敢于得罪皇亲国戚。一般的皇帝接受臣下拍马屁的时间都不够，哪有工夫去物色和访求真正的大清官。反过来说，一个人要想当大清官，也必须找到一个书呆子皇帝来支持你。如果在办大案要案的时候，你在前面冲锋陷阵，皇帝不坚决给你撑腰，你这个案子是办不下去的。包公出来办案的时候，正遇上赵祯在位。这个书呆子皇帝宅心仁厚，治国宽松，在《宋史》中被称为仁主，所以日后谥为仁宗。包公从考中进士，出来做官，一直到受重用，全在仁宗时代（包拯死于1062年，仁宗死于1063年）。有一个肯负责任的皇帝，能够铁了心支持你一辈子，一些良法才有执行的可能。只有这种千载一时，才能出现包公这样的大清官。从包公的一生经历来看，他从考中进士走上仕途，从一个小知县做到枢密副使，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成为名震中外的大清官，30多年来他只在一个皇帝手下做事，而这个皇帝又是个通情达理的皇帝，所以环境单纯，麻烦绝少，容易做出成绩。不像有些官员，一生经历几个皇帝，会遇到几上几下的折腾，最后一事无成。 话既说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来互无联系的三位历史人物之间竟然产生了因果关系： 女强人刘太后刘娥为了争一口气，花费多年心血教子成才教出了书呆子皇帝赵祯。 书呆子皇帝赵祯一心要把国家治好，努力访求并且终身支持大清官包公。 可见，要出个大清官也不容易，两千多年才出这么一个。 真包公与假包公 正因为包公的名声太大了，历史上就出现了两个包公，一个是真的，也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真人，他姓包，名拯，字希仁，安徽合肥人。生存年代是公元999到1062年，是北宋出名的清官，是当时及后世老百姓十分爱戴的人物，一生经历斑斑可考，对于这个真包公，我在下面就直称之为包拯。另一个是假的。那就是真包公在一千年来的流传中，被逐渐夸大，逐渐神化，最后成为一位半人半神的非凡人物，正义之神。从一般事物来说，真的都比假的好，假的有作伪、冒充的含义。但是我们所说的“真假包公”并不是这样，假的不比真的差，真的假的，各有千秋，真包公是历史人物，了解真包公的事迹可以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假包公是艺术形象，他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加工，在流传中，老百姓把自己许多美好的愿望都加到他的身上，他的色彩比真包公更明亮，他的形象比真包公更高大。对于这个假包公，我们不说他的大名，而是使用民间对他的尊称——包公。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真包公的历史吧！ 包拯28岁进士及第，取得了当国家命官的资格，不算很早，也不算很迟，如果是急于做官的人，一定希望早日分配，立刻走马上任。他却因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决心在家照顾父母。直到父母去世，守丧期满，才肯外出做官，这一耽搁，将近10年。这就说明他很重亲情。不过，现代人不可能学他，如果你有官不当，要陪父母，人家不说你神经病才怪！你的父母也不答应。赵祯在物色清官之时，一定会注意到他的这段经历。别人大都热衷于求官，他为侍奉父母，居然有官不做，拖延如此之久。这样的人绝不会是贪官。 书包网最好的txt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5） 他的大儿子包繶很年轻就病死了，大儿媳崔氏19岁嫁到包家，21岁就当了寡妇。包拯很可怜她，劝她改嫁，崔氏要抚养幼子，不愿改嫁。可是非常不幸，过了4年，幼子又病亡。包拯夫妇不仅自己劝崔氏改嫁，而且动员亲家母吕氏（崔氏之母）也来相劝。吕氏劝崔氏说：“丈夫死了，你守着孩子，现在孩子又不在了，你还守什么呢？”崔氏却坚决地说：“谢谢妈妈的好意，现在公婆已老，家里只有一个幼弟，我怎么能舍他们而去！”包拯只有两个儿子，包繶早死，正因为崔氏尽心竭力把幼弟包绶抚养成|人，以后包家子孙兴旺，现在已经传了30代了。 对于崔氏不嫁这件事，我们应该做出公平的评论。如果包家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不许她改嫁，阻挠她改嫁，那当然不对，当时包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情、可怜自己的儿媳妇，一再劝她改嫁，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事很富人情味。从崔氏这一方面来说，她有改嫁的自由。如果她崇拜公公，怀念丈夫，自觉自愿地为了这个充满亲情的家庭付出牺牲，做出贡献，这不仅没有任何不对，而且是应当受到尊敬的高尚行为。 包拯的墓志与家谱都在，我们不难从中查明他家的世系。这样一查，就能说明包拯劝媳妇改嫁与媳妇崔氏抚育幼弟成才都确有其事，并非传说。金兵入侵，宋廷南迁，包家的后裔迁到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在藏有一本《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世界船王”包玉刚是包拯的第29代孙，就是从这部宗谱里查出来的。 包拯在家侍奉父母。直到父母都已去世，他才到扬州天长县去当了一任知县。任满后升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在端州任上大约三年，做了不少实事。例如治理西江水患、凿井、办学等等。特别是在整顿司法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经他整顿之后，衙门里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狱里没有呼冤的犯人，可以说是弊绝风清。他这个包青天的名声，在端州任上就传开了。包拯不是诗人，在他的文集《包拯集》里只有一首诗，就是在端州写的，叫做《书端州郡斋壁》诗，内容是反对贪污腐化提倡廉洁的，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修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历史上的一些大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的诗篇，有些是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有些是歌颂志士仁人英雄事业的，但是像包拯这样以戒贪倡廉为主题，可以作为走马上任的官员们的座右铭的，从古到今，还真找不出第二首来。 端砚（端州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在文房四宝中，与宣纸（安徽宣城的纸）、湖笔（浙江湖州的笔）、徽墨（安徽徽州的墨）齐名。在宋代是重要的贡品之一。过去的地方官常以向朝廷进贡的名义到处征收，遇到有佳品就据为私 免费txt小说下载 宋朝第5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以备日后行贿或作为礼品送人。hubaowang包拯在端州任上，命令工匠按进贡的定额制造，一个也不多收，所以他在离任的时候，敢说“不持端州一砚归”，一时传为佳话。包拯做官公正廉明，远近知名，他被赵祯召进京城做官的时候，已经40出头，为人稳重、做事老练，不管承担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引人注目。他初做京官，是当监察御史。以后多次调动，或者是在东南各地当地方官，或者是在京城里面当监察官，总的说来，是一路顺风，稳步前进。到了公元1056年担任开封府尹（首都市长），1058年担任御史中丞，已经是他晚年。他于1062年去世，当时的职务是枢密副使。 从来都说清官“铁面无私”，铁是黑的，所以舞台上的包拯都化妆为一个大黑脸，成为铁板一块，以说明他的不可通融，不讲人情。其实包拯一生做事都很有人情味。从官修史书、野史笔记、民间传说各方面来看，包拯都没有“门进难，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宋史?包拯传》中说：“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过去老百姓要到开封府告状，先得托人写好状纸，由衙门小吏代为投递，辗转费时，小吏就能从中敲诈勒索。包拯做开封府尹时，一举打破了这条规矩。他规定老百姓要来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只要鼓声一响，府衙就得大开正门，让老百姓直接上堂告状。这样，衙门小吏就没有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开封老百姓奔走相告，真想不到当时的“上访”竟会如此方便。 赵祯把包拯调进京师，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直敢言，叫他当个言官（谏官），既可以对朝廷大政提意见，提建议，也能对重要官员进行监督。包拯的确不负赵祯所望，只要他觉得自己所说的问题有理有据，对皇帝也敢力争，有时候争得唾沫横飞，溅了皇帝一脸。见到的人都很感动，觉得他们君臣契合，传为美谈。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居住的地方。开封府尹不过是个从三品，而京城里面一二三品的高官至少有好几百家，有些衙内、豪奴倚官仗势，任意横行，开封府的官员们慑于权势，不敢去管他们。赵祯觉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意整顿一下，决心动用包拯这张王牌，对那些经常横行霸道的人，给点颜色看看。包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向皇帝打了包票绝对依法办事，绝不后退一步。经过几个回合，包拯旗开得胜，在开封府名声大振。对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说抓就抓，说判就判，对于说情的人，一概不理，还要追究责任。当年夏天大雨，开封城里的惠民河阻塞，河水泛滥，街道淹水，行人受阻。包拯经过调查，知道这是有些权贵侵占河道修建花园、亭台所致。他急如星火，连夜查卷，追查非法建筑物的产权，对于没有产权的建筑，一律强制拆除。那些业主说情没有人理，送礼没有人收。最后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去，皇帝推托说：“包拯这个人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他只要有理有据，一定会蛮干到底，我说的话他也不会听，我也没有办法。”在皇帝那里碰了钉子，这些权贵也只好灰溜溜地同意拆房子。从此，“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6） 经过包拯一年多的整顿，开封城里的面目一新，秩序井然。赵祯所希望于包拯的，也不过如此。这样一做，至少可以治标，改变一下京城的面貌，至少可以树立一个清官的样板，让全国别的城市跟样学样，扭转一下社会风气。至于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那就要治本，要进行变法，不是这么君臣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 民间传说里的包公，小说、戏曲里的包公，长期以来被神话了，被美化了，被拔高了，被夸大了，这些包公，已经不是包公的真面目，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加工了的假包公。不过这些假包公也反映了一种真实，那就是一千年来广大老百姓（包括海内外华人）善良的愿望。 就是某些貌似荒诞的神话故事，也是在老百姓的善良愿望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包公死后成为阎罗王的故事，就是来自当时的一句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这就是说，对任何官员都可以打通关节，就是对阎罗王和包公打不通。说书者和演戏者因此就会想到：在阳世里老百姓有冤难伸，受屈而死，死后就会成为冤死鬼，进入阴间的枉死城。年深日久，枉死城鬼满为患。何不请包公去兼个职，日理阳，夜理阴，两头兼顾，让许多冤死鬼沉冤得雪，早日投胎重回人世。不过这样一来，包公早晚会被累死，不如让包公在百年之后，去当专职的阎罗王，这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在人世间找不到包公，死后也可以找，如果他当了专职的阎罗王，那不就更好找了吗！ 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间，某些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的故事颇为不少，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活捉王魁》等等皆是。老百姓同情弱者，痛恨忘恩负义的人，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来主持正义，把他们狠狠打击一下。如果这个忘恩负义者来头很大，老百姓更希望有个不怕惹火烧身的清官来摸老虎屁股。包公严惩陈世美的故事恰好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愿望，所以不胫而走，长期流传。 在这个故事里，老百姓考验了包公——看他敢不敢触动皇亲国戚；也考验了皇帝——老包敢动你的女婿，看你还能不能沉得住气？包公和皇帝都经得起考验，老百姓为此感到万分高兴。虽然许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历代观众都能够慨然允许并且欣然接受了它。大家觉得舞台上的包公形象是真实的，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在老百姓含冤负屈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代里，大家宁肯相信人间确有这样一尊“正义之神”存在，因而也感到很大的欣慰。 老百姓爱戴包公，是因为他能主持正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为民造福。我们敬仰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破案的技巧和能力。可惜有一些民间故事出现了离奇的情节，让包公主持侦破疑难大案，把他写成了一个东方的福尔摩斯与古代的刑侦队长，这就使得包公异化，虽然不是面目全非，至少是让他世俗化了。 皇帝发现了范仲淹 还在刘太后垂帘听政，赵祯自己没有管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为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而担心，时时留意希望发现一些能臣，将来好当自己的治国帮手。当时究竟有哪些内忧外患？说起来也简单，就只是两个字，内忧是“贫”，外患是“弱”。 你看，大宋帝国的京师，锦绣天街，花花世界；灯火樊楼，彻夜通明；灯红酒绿，千金买醉；笙歌鼎沸，歌舞升平。这还能叫“贫”么？当时的社会，看上去富贵繁华，似乎财大气粗，实际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达官贵人，奢侈无度；贫民百姓，度日如年，一遇灾害，就会大乱，国家有极大的隐忧。 大宋帝国养兵百万，一旦出师，刀枪眩目，衣铠鲜明；登山涉水，宛若长龙，前不见排头，后不见排尾。如此阵容，如此声势，还能叫做“弱”么？可是人人皆知，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表演的。所谓“东京八十万禁军”，吓唬老百姓有余，对外作战就很难打胜过一回，经常是一打就垮，一触即溃。 这个“贫”与“弱”的后遗症是谁留下来的？外人不知道，赵家的子孙大都了然于心。因为历代的账簿都保存在皇宫的档案里。只要没有大灾，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年都差不多，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困难，那是因为开支增加得太快了。也就是冗官（吃饭不做事的官）太多了，冗兵（根本不能作战的兵）也太多了。 太祖赵匡胤时期，还很俭约，州、县地方官还有很多缺额，哪有冗官。全国兵员不过30多万，还在整编、裁汰之中。因此年年结余，仓库皆满。太宗赵光义弑兄夺位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帝位，大量开科取士，并且提高文官待遇，收揽人心，官员总数较太祖时期猛增七八倍之多，由此出现了冗官。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两次贸然对辽作战，把军队扩大到了60多万，连续两次战败，军队溃散的就有30多万人，以后还得陆续收编。他轻开边衅，惨败之后吓破了胆，宁肯忍辱服输，以弱国自居，再也不敢对外应战。这就造成了：一、因为不敢对外应战，所有的军队都成了冗兵。二、边境上经常受到侵掠，不敢还击，遗患无穷。也就是说，这“贫”与“弱”两大后遗症主要是由太宗赵光义遗留下来的。既然是祖先闯下的祸，祸延子孙，子孙无话可说，只好默默承担，在刘太后当权，赵祯自己没有亲政之时，他已经发现了一位胆大包天的能臣，此人名叫范仲淹。刘太后权倾天下，没有人敢去惹她，范仲淹居然敢向她上疏，请他归政于皇帝。群臣都捏了一把汗，幸亏刘太后没有理他。刘太后去世，赵祯就把范仲淹提为右司谏，鼓励他遇事直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7） 有一次江淮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上疏请派员前往安抚救济，皇帝没有及时批答，他就很不客气地急奏：“如宫廷中半日不食当如何？”皇帝一点也不生气，立即指派他去救济。他即日成行，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豁免一切苛捐杂税，努力帮助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在回朝复命时，他带回几大捆灾民所吃的叫做“乌味草”的野草，请朝廷传示给六宫贵戚，希望大家知道民间疾苦。这个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生，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他就跟着姓朱，取名朱说。逐渐长大知道自己的家世之后，他就涕泣辞母，外出发奋求学，就读于应天书院。在求学时，生活极为艰苦，即所谓“断薤画粥”每天煮粥一大碗，凝固以后划为几块，进食时以薤菜数茎，和盐而食。读书疲倦了，就以冷水洗脸提神。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迎养母亲，才改回原姓，更名仲淹。他不以母亲改嫁为耻，一生中与朱氏异父兄弟友好相处，经常来往。足见他做人很有人情味，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道学先生。 他从担任专职的言官开始，对于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任人惟亲，官官相护，互相包庇，贿赂公行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随时发现，随时揭发。这不仅得罪了一大批贪官，而且捅了宰相吕夷简的马蜂窝。因为吕夷简本人就是结党营私的总后台。吕夷简派人劝他“不可妄议军国大事”，名为劝说，实为威胁。他坚决顶回去，表示宁肯丢官丢命，也不愿姑息养口茭。朋友们在他揭发个别贪官的时候，还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后来看到他为了忠于职守，竟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只有衷心敬佩，再也不来相劝了。为了彻底揭开吕夷简任人惟亲，朋比为口茭的真相，他亲手绘制了一张详细的《百官图》献给皇帝。图中一一注明，哪些官员是循序升迁，其官职是合法得来的；哪些官员是不次提拔，其官职来自歪门邪道。并且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这样一来，他和吕夷简的矛盾就趋于白热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在那官官相护的年代，只要解开几张人事关系的底牌，就已经能让全城轰动；这时范仲淹竟然勇敢的站出来，成为以宰相为后台的庞大官僚集团的对立面。影响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皇帝虽然极力支持他，也觉得震动太大，难于处理。最后是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双方同时外调，一起离开京城，让事情暂时平息。这样，范仲淹就赤手空拳把当朝宰相拉下了马。使得自己正直的名声举国皆知。至于自己到何处去？他早已想好了主意；到前线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文臣出身的范仲淹从此脱离了与官场腐败现象作战的无声战场，慷慨走向卫边守土与入侵者作战的有声战场，开始体验军旅生活，这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所以后来他在填词的时候自称为“白发将军”。 志士仁人先忧后乐 范仲淹此去要和西夏这个小国作战。说起来也很可笑，西夏本来没有建国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获得渔人之利，建立起一个小国，不断地x福扰宋的边境，对宋王朝所造成的损失比辽国的侵略还要大，这完全是宋太宗赵光义两次推行错误的国策所造成的。 第一次是赵光义已经夺位的时候。那时宋王朝的建国工作刚刚开始，兵力不强，应该和辽国保持友好，努力发展经济，力争成为一个富国，像太祖赵匡胤所设计的那样，在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之后，用金帛把燕云16州的失地赎回来。从辽国倾心汉化的形势来看，这个计划不难实现。订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和好100多年，就足以证明两国友好相处是可能的。 宋辽的关系处好了，辽的附属国北汉的问题随时可以解决。北方暂不能用兵，南方加紧建设，宋王朝的富强是可以计时以待的。但是赵光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两次冒险伐辽，两次惨败。从此兵连祸结，使得北方边境长期不得安宁。使得西夏这一股力量能从宋辽之间的夹缝里生存，发展，直到称帝，建国。 第二次是赵光义两次伐辽失败后，畏敌如虎，对小小的西夏也以笼络为主，不敢轻易用兵。西夏这一股力量对宋是时降时叛，叛了又降，降了又叛，如同儿戏。宋军要打他，他就投辽，宋军撤军，他又来寇宋，在辽国的蓄意保护之下，赵光义对他无可奈何，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赵光义去世之前，曾经分兵五路伐夏，出兵不利。他在病榻上气得要死。 建立西夏的这个民族叫做党项，从他们的民俗“衣皮毛，事牧畜”看来，显然属于游牧民族，人数不多。唐与吐蕃作战时，党项部落纷纷投降唐军。有个党项酋长拓跋赤辞受唐封为西戎州都督，接受唐的赐姓为李，成为西夏的李氏祖先。传到唐末，李赤辞的后裔李思恭助讨黄巢立功，受封为定难节度使，受命治理西北五州之地，治所放在夏州（今榆林县西），这就是他们国名的由来。因为他们地处宋、辽之西，又自称西夏。宋初，他们遣使进贡，受封为太尉。太宗赵光义时，他们的酋长李继捧愿意内附，献出他所管的各州，太宗封他为彰德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但是他的弟弟赵继迁不服，叛逃北方，受辽国之封为定难节度使。太宗不得已，又封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这样，他们兄弟二人，一投宋，一投辽，唱起了对台戏。过了两年，兄弟二人一起降宋；为时不久，两人又一起投辽，反反复复，不胜其烦。在这三国的纠纷中，西夏惟利是图，在宋辽两国之间坐大，公元1038年，国王李元昊竟然自称皇帝，也学辽国的样，向宋要起“岁币”来；辽国屡次受他利用，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好处；最吃亏的是宋，除了西北边境不得安宁，老百姓长期受害之外，还被这个并无多大实力的西夏小国进行讹诈，强索去很多银、绢、茶叶……就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来到西北前线延州（今延安）守边。书包网 君子满朝的仁宗时代（8） 兵法曰“兵不厌诈”，民谚云“慈不掌兵”，这些话不一定正确。范仲淹镇守边境上的延州，前后3年多，始终保持一种仁者胸怀。他对自己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被士兵们称为慈父。对于敌人，他也很讲诚信，他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并不是欺诈手段。在他镇守延州之时，对士卒加紧训练，更番出击，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西夏人很畏惧他，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原先当地的羌人常为西夏所用，范仲淹先后招抚羌酋600余人，皆以诚信相待，从此羌人十分敬爱范仲淹，称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直学士）。西夏最后被迫请和，与羌人助宋大有关系。从来善用兵者，并不希望能杀多少人，占多少地，而是希望达到作战的目的（以战促和）。1043年，西夏终于请和，正是范仲淹以诚信治军得到的成功。 范仲淹在前线3年多，以军旅生活入词，作了几首《渔家傲》，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渔家傲?秋思》。词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写得苍凉悲壮，使得从晚唐五代以来多写“绮罗香泽”的词风为之一变，成为苏轼、辛弃疾等人豪放词派的先驱。范仲淹这首词，丝毫没有好战思想，但是也没有厌战与反战思想。当时他所指挥的这场战争，既是老百姓保家卫国的战争，又是维护先进文明，反对野蛮侵略的战争，宋军将士过着极其艰苦的战地生活，大家并无怨言。他们知道，没有击退侵略者，没有勒石记功以前，他们是不可能回家的。在塞下秋来，夜深难寐之时，大家心情沉重，白发将军和流泪思乡的征夫（士兵）并不对立，而是同病相怜，征战多年，谁不思乡！但是他们的肩头上承担重任，任务没有完成，回家无望，只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取得胜利，才能奏凯回乡。 西夏并没有打败仗，但是长期苦战，国力损耗太大，他们支持不下去了，于是主动求和，希望罢兵。不久，朝廷使者来到前方，不仅同意立即同西夏谈和，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范仲淹调回京师，另有重任。 公元1043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才知道欧阳修等人极力推荐他有宰相之才，希望他出来主持变法。得到皇帝的赞成。这一年是庆历三年，所以后来就把这一次变法称为“庆历变法”。 这次“庆历变法”和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希望做到富国强兵。所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由朝廷订出一系列的新法，由上而下逐步推行。至于变法的前途如何，各有各的估计。范仲淹采取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深知改革内部的积弊比抗击外部的敌人还要困难。外部的敌人是明摆在那里的，可以鸣鼓而攻之，内部的许多积弊是附着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决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造成混乱动摇国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皇帝召对赐坐，下令打开天章阁的大门，磨好了墨，铺好了纸，亲自执笔蘸饱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轻的皇帝如此诚恳，又如此谦虚，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请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个重点：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征求了富弼与韩琦的意见，却也大致相同。于是下定决心，下诏推行新法。 范仲淹觉得自己受了年轻皇帝的知遇之恩，决定按新法严格执行，在选人任监司的时候，拿出档案审查，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销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也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正确。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年轻的皇帝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化，皇帝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还不到一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见效。从中外历史看来，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估计积弊难除，对前途并不看好，因为皇帝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鞠躬尽瘁，尽力而为。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他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是不断地受到他人攻击，也就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骈文，其可贵之处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篇短文之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而传诵千古。 书包网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1）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国家的法规、律令，都是皇帝订的。他愿意怎么订就怎么订，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个专制王朝中间，宋代要比别的朝代开明得多。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就公开提出了变法的问题，并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征求意见，让一些有关的官员认真讨论。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产生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争论，（主张实行新法）与旧党（反对实行新法）的争论。虽然这种争论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开头的争是非发展到后来的闹意气，闹得一塌糊涂。但是与那种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数相比，总算是前进了一大步，让人嗅到了那么一点点民主气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发展起来的。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还一概斩尽杀绝，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宋代的变法是由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不仅历次变法的主持人如庆历变法的范仲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识分子，就连庆历变法的发动者，宋仁宗赵祯也是苦学多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拟出来的变法方案还是像模像样。例如说，变法是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能够做到富国强兵。目标完全正当，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是其中的“强兵”部分，也只是改造军队，保卫自己的疆土，并没有去侵略别人的打算。这种变法，老百姓不会反对。庆历变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为范仲淹从裁撤冗员开始革新，一动手就触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这使大家认识到，触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谨慎行事，逐渐推行，不可操之过急。变法和党争一直延续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六代，总共八十多年。参与的人员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员与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其中有父子两代都参加了的，如范仲淹、范纯仁；有兄弟两人都参加了的，如苏轼、苏辙。开头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变法方案的具体内容，逐渐发展为赞成新法与反对新法两方，先是争是非，说道理，后来就是闹意气，互相攻击，发展而为与旧党两派。如果只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与政治主张之内，不管争论得多么激烈，都不会闹出大乱子，很可惜，在这一段历史时期，皇帝都不长寿，一再出现小皇帝在位、太后临朝听政的局面。小皇帝与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必然不会熟悉，但却一再介入党争，而且轻易表态，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就使得党争扩大化，双方争得没完没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灭亡，这才被迫中断。 于是就有人认为，北宋是被变法、党争闹得亡了国，因此，就对变法、党争一概抱否定态度。其实，北宋亡国，另有原因，史实具在，罪责分明，不能要变法、党争来负责任。变法和党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民族还只是懂得用武力来争夺领土，来改变制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用开会探讨问题与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化解矛盾，进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范围。比较而言，我们还是文明多了。 变法君臣初相见 我这里所说的变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赵顼，臣是指的王安石。他们这次见面的时间是在公元1068年4月初四，地点是在东京开封府皇宫里的天章阁。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一次见面，谈得志同道合，从此君臣配合，合作到底，于是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变法——就是一个政权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自我改革运动。 我之所以把宋神宗赵顼称为变法之君，因为他确实是这次变法的主要人物，为了变法事业贡献一生。一般说来，专制王朝的继位之君大都荒h药萎靡，不图振作，很少有勤勉好学，奋发有为的。赵顼是一个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优秀青年。他继位时刚刚20岁，平时不图享受，努力读书，废寝忘食，尊师重道，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弟对讲课的老师行大礼，为朝野所一致称赞。他不甘心于宋王朝的积贫积弱，以向辽、夏两国缴纳岁币为耻，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雄风。有一次，他穿了一身戎装去见自己的祖母曹太后，高兴地问：“娘娘！你看我这一身衣服还好看吗？”在他弟兄三人中间，他的个子最高，20岁的青年皇帝，戎装佩剑，英武挺拔。他这时多么希望得到祖母的夸奖，有朝一日能够挥师远征，收复失地，为祖宗雪耻，为国家争光。想不到曹太后却劝他凡事要遵守祖宗成法，不要轻易谈兵，而且说话之时，潸然泪下。这使他如同喝了一瓢凉水，一直凉到心里。他又去找当年和范仲淹一起到西北抗击西夏的富弼老相公，请教如何抗击西夏的策略。富弼听了以后，思考了很久，最后才慢腾腾地说：“愿陛下20年口不言兵，才是国家的大幸。”他很想问一句：“你当年的豪情壮志哪里去了？”但是这样太不礼貌，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吞，还得点头称是。青年皇帝是多么盼望能够遇到一位知己。 赵顼早就知道王安石其人。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代他掌管文书的官员韩维就经常介绍王安石的事迹。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家贫苦学，21岁成进士，虽然诗文名气很大，被一些文人学者所推重，但他并不想靠拉关系，向上攀升，而是安心在基层当地方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实践进行改革的办法。虽经欧阳修等人一再向朝廷推荐，他都不肯应召，只埋头在地方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具体工作。他越不应召，名声就越大。1060年，仁宗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后又改任知制诰，他接受了，并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书中已经列举了许多变法方案。不知什么原因，仁宗未作答复，不久仁宗去世，此事搁置。英宗在位几年，他仍在基层工作。赵顼继位后，因为热衷于变法工作，把他那本万言书中的许多变法方案看了又看，爱不忍释，所以一再召他来京，任为翰林学士。他于1067年9月奉诏，迁延了7个月，才越次入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2） 赵顼下令大开天章阁之门，把王安石迎入赐坐。他内心非常激动，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触的人，多是唯唯诺诺之徒，有谁真能为我分忧。这个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气宇恢宏，目光如炬，确有一副能担大任的样子。难道梦想多年的变法大计，就要依靠他来实现？他想问安石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对安石说：“你在7年前所写的那本万言书我已仔细看过，其中所提到的许多新法以后我们都会认真讨论，逐步实行。今天我想问你的，是治理国家以何事为先？”安石从容回答：“择术为先。”（立个目标，定个标准）赵顼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安石又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岂能只学唐太宗！其实尧、舜治国之道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后世的学者不能理解，以为高不可攀。”赵顼听了这话，不禁开怀大笑：“你对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今后就希望你尽力帮助我，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见面，使这个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他！这个21岁的决心变法之君与这个47岁的决心变法之臣不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从此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变法。 司马光怒斥新法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赵顼几乎每天退朝，都要把王安石留下来长谈。有一次，他向王安石说：“有个问题，我想和你从容探讨一下。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先主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时时都有的，要多年才出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安石连忙抢答：“不然。世上但愁没有明君，不愁没有人才辅佐。陛下诚能为尧、舜，就一定会出皋、夔、稷、契来辅佐你。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哪里会没有人才！如果陛下治国的大计没有决定，或者用人不够推诚，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也会被小人所蔽，难以立足。”赵顼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又接着回答：“正因为是尧、舜，才能辨四凶而诛之。如果让四凶进谗，人才是无法安身的。”君臣双方，都是话中有话。王安石是说，只要你做皇帝的能够决定治国大计，不愁没有人才来辅佐你。赵顼是说，只要你努力从事变法，我会替你清除小人。不会让你受到小人的干扰。 在赵顼的催促之下，王安石拟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变法方案，提交有关官员讨论。概括言之，整个的变法方案不过是四个方面一共13项具体办法。 属于民政方面的计有： “青苗法”——贫苦农民以青苗抵押借款，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实行“青苗法”后，由地方政府低利贷款给农民，以助贫民增产，防止富豪兼并。 “免役法”——原先百姓除交租税外，还要服力役。服役方式多种多样，不胜其烦。实行“免役法”后，不再服力役，只统一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工服役。 属于财政方面的计有： “方田均税法”——订出统一的办法丈量田地，分为五等定税。 “农田水利法”——订出统一办法兴修水利。 “市易法”——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常平市易司”主持其事，于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平衡物价，杜绝垄断。又可向小农小工发放贷款。 “均输法”——财政上一种调节措施，就是“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 属于军事方面的计有： “裁兵法”——英宗治平年间，全国养兵116万多人，神宗熙宁年间，裁为56万多人，差不多裁掉一半。 “置将法”——宋廷过去把禁军集中于京师，遇有战事，点将统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实行“置将法”后，中央于各地置将，训练士卒，兵将互相了解，但均统于天子，军权不致旁落。 “保甲法”——王安石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废除募兵制，恢复征兵制。实行“保甲法”后，以保甲组织为人民的自卫组织，并能为国家组训后备兵与国民兵。 “保马法”——宋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缺乏军马，辽国与夏国都禁马出口，购买困难。“保马法”是让百姓代国家饲养军马。 “军器监法”——是生产与统一管理军器的机构。“军器监”设立后，民间进献器械法式者很多，果然军器大有改进。 属于教育与科举方面的有： “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制订“三舍法”。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逐渐淘汰。上舍毕业生可直接任官，与科举取士相同。 “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则上是反对科举的，他主张以学校取士来替代科举。然而学校不能一旦而兴，科举也不能一旦而废，于是乃主张先改革科举的考试科目，及考试的方法。 我们把上述四个方面一共13项变法的大致内容浏览了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变法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对这么一大堆方案，每个人只能提提意见，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个笼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 宋朝第6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平时心平气和极有修养的司马光不禁心头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凡是天地之间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东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当官的想方设法要从老百姓手里夺取财物，那实在太容易了。西汉时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说：只要实行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和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一个意思。你们这次变法中所提出的‘均输法’与‘平准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样，名称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因为“均输法”、“平准法”（后改“市易法”）的确是从桑弘羊那儿学来的。我们能不能说，这件事，汉代的桑弘羊办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够办到？因为宋代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汉代，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与汇兑（飞钱），可以用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广土众民，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手段，在老百姓中间，比例最大的还是农民。如果是小规模的试验性质，用任何超前的办法去理财都可以一试；但是国家财政等米下锅，除了取之于民的老办法之外，任何新的设想都不是可靠的。我们也可以说，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以盘剥百姓为目的，他可以用欺骗手段蒙蔽汉武帝，用玩魔术的手法去夺取百姓的钱财；王安石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他绝不会去做欺骗青年皇帝和损害老百姓的事。那我们就不妨认真了解一下，王安石在建议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可靠的实践经验，说了骗人的话没有？ 王安石在宁波当地方官初步推行“青苗法”的时候，效果究竟如何？经查有关记载，当时宁波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当时老百姓几次遭灾，有青黄不接之苦，王安石亲自监督发放青苗钱（农贷），使得老百姓渡过难关，免受流离失所之苦，大家称他为再生父母。后来在陕西某些地方年年发放青苗钱，已经形成规矩，效果很好，也为老百姓所称颂，但是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时候，事情马上变了。“徒法不能以自行”，你在农村推行“青苗法”，还得依靠那些乡官。那些人中间本来就有不少土劣，平时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你把“青苗法”推行开了，直接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会替你好好干吗？在整个乡官素质没有提高之前，王安石把“青苗法”的条文订得再周到也没有用。再好的经，给歪嘴和尚一念就走了样。20多年来，王安石呕心沥血，对一些变法方案从理论上研究得滴水不漏，在实践上也花费了不少功夫，跋山涉水，亲自推广，取得成功。他信心百倍地向青年皇帝拍了胸脯，打了包票，想不到在得到皇帝拍板，全国推开，雷厉风行之后，许多地方就走了样。青苗钱本来不许强迫发放，但是某些乡官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强迫农民接受，为了保证收回贷款，又强迫农民多家联保。一遇天灾，农民惟恐有人还不起贷款，辗转牵连，所以常常成批外逃，出现一幅幅凄惨的“流民图”。王安石这个书呆子在小规模实行新法的时候，亲自监督，确实弊绝风清，老百姓得到实惠，称他为活菩萨。他的政声传遍全国，所以有那么多老上级老学者推荐他。他自己也是实话实说，并没有说什么骗人的话。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4） 新法全面推广时所遭受的失败，不是新法本身不好，正如司马光所估计的，是缺少一大批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替你去执行。司马光和一些对新法有意见的人士并不是不相信王安石，并不是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同等看待，而是认为王安石用人不慎，中混进了一些小人，如司马光信中所指出的吕惠卿等人，将来这些人利用新法，与民争利，就会毁了新法，败坏了王安石的名声，他们的告诫不幸言中，后来新法推行的受挫，正是这个原因。 变法之路崎岖难行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这次面对面的辩论，是皇帝有意安排的，因为皇帝有心了解究竟谁是谁非。两人激辩之时，皇帝密切关注。根据史书记载，最后皇帝还是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朕意与光同。”也就是在能不能“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个问题上，他赞成司马光的意见，对王安石的说法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不小，已经涉及到变法的目的。这次变法绝对应该按照儒家学者推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这个原则进行。如果在变法的方法上有抄袭桑弘羊的与民争利之嫌，那就会让人联想到苛政虐民，使人望而却步。从青年皇帝的表现上来看，他似乎很犹豫了一阵子，因为司马光的话确实有道理，但是他为了急于改善财政收支情况，最后决定仍然支持王安石继续进行变法，但是在进行的方式上与新法内容上都不断地进行大幅度修改，作了很大的让步。 皇帝当然希望王与司马合作，共同变法，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司马光是真正的君子，一诺千金。他个人坚持反对理论根据不足的变法，决不参与。宁肯离开朝廷，到洛阳去著书。但他保证不批评变法，不作任何不利于变法的言行。他说话算数，从1068年的冬天他作出承诺，到1084年7月他把《资治通鉴》一书撰成献给朝廷，在16年中间，他绝口不提变法二字。 青年皇帝也是君子，尽管他一心要想变法，而他所推崇的司马光反对变法，使他万分伤心，但是他仍然衷心推崇司马光，极力支持与保护他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使得这一部价值远远超过历代“正史”而与《史记》齐名的伟大史书一直流传千秋万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自幼刻苦读书，中进士后谨慎从政，受重用后一心变法，从来都是为国为民，没有为个人打算过。他在私人生活上有些怪僻，例如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而谈诗书，但这一切都与人无损。他的政敌在攻击他的时候，不管如何努力搜求，在他的私德上都找不出半点毛病来。司马光写给他的几封信，他虽未公开接受，但是从变法工作不断地改进的实际情况看来，他对老朋友的关心与劝告是逐步接受了的。尤其是司马光再三告诫他：吕惠卿不可信，不可重用。等到他被吕惠卿出卖之后，他回忆起老朋友的告诫，不胜感慨系之。 在说了这三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情况之后，不能不多说几句话，来纠正一些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错误认识。在“文革”时期，有人宣传说，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是法家。“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是被儒家破坏了的。可是非常遗憾，事实绝非如此。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个人都是正统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讨问题，处理问题。宋神宗死后，新法虽然多被废除，但是王安石亲自制定的《太学三舍法》与他手订的一些儒家经义的考试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说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于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说成法家，使得“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都变了。既然说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王安石变法”就应该定性为“革命”，至于王安石代表什么阶级？革谁的命？当然就永远说不清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最多也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比较温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这次变法即使圆满成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从君主专制过渡到试探性的君主立宪而已。 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指出，国家财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赏赐不节（赏赐文武官员太多，也就是官员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对皇族的优待太多）。 四、官职冗滥（冗官太多）。 五、军旅不精（冗兵太多，战斗力不强）。 他认为，要对此进行改革，必须皇帝亲自挂帅与两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期以岁月，庶几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不是几个臣子所能做到，不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一样）。看来对于宋王朝国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渐公布的过程中，触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远房宗室做官的规定被取消了，他们不仅上书朝廷，而且包围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头，半诉苦半发牢x福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愿相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在坚决执法的过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产被罚没。在新法紧锣密鼓的推行之时，年轻的皇帝上朝时被纠缠，回到后宫时又受埋怨，宫中哭声不断，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在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只有苦笑，相对无言。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5） 虽然王安石变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谨慎地前进。一点也不轻松。 与旧党终于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执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还是一班老臣，当时有个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佛教徒说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笑话说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为，生气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干了，数次告老还乡，是老；富弼称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执，气愤病死，是死；赵忭从来正直敢言，这时看到安石事事变更，无可奈何，常常大呼几声“苦”字，是苦。这个笑话描述这些老臣无可奈何的样子，十分生动。 这些老臣很恼火，王安石也很恼火，就这样“生老病死苦”下去怎么行，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就在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24天之后，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计划的主管机构，由陈升之与王安石共管其事。具体计划工作由王安石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一批新人来承担。启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何尝不想网罗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经招致苏轼之弟苏辙在条例司作检校文字工作。但是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苏辙因与吕惠卿意见不合，看不得吕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书给安石，反对变法，最后外调为河南省推官。 为了鼓舞变法队伍的士气，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后来被归纳为“三不足”之说，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传来传去，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要缓和一点，有的说法要激烈一点。如果说得缓和一点，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惊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天灾原与人事无关，用不着害怕。 “祖宗不足法”——祖宗建立的制度规章不可能长期不变，总会逐渐改进。 “人言不足恤”——我们办事既要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要害怕别人有意见而缩手缩脚。 对于那些性格保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做事的人，“三不足”之说，很能起到一些鼓舞作用。我们相信，王安石在推动变法工作之初，一定会想方设法，鼓励自己的部下努力工作，不至于一开头就故意去激怒反对派，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在反对派中的一些小人有意渲染之下，采用激烈的说法，那听起来就很可怕了。 人们说王安石讲“天命不足畏”，那实际上是在提倡无法无天。王安石讲“祖宗不足法”是指祖宗的一切经验都不值得借鉴，王安石讲“人言不足恤”是指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倾听。那么，变法者就成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小人们这种激烈的说法一直影响到曹太后与赵顼之弟岐王赵颢，他们都在说：“王安石是在败乱天下！” 尽管帽子大得吓人，但是王安石照样当他的宰相。足以说明当时的宋王朝并没有形成一派真正反对变法的力量。小人们的活动虽然使人心烦意乱，小鱼一时却翻不起大浪。只是由于赵顼的疏忽，年深日久，矛盾逐渐激化，小矛盾上升为大矛盾。于是，与旧党逐渐形成，党争也日趋激烈。 经过几年的较量，与旧党大致分化如下： （即赞成实行新法者） 领袖：王安石 支持与附和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蔡确、王韶、范子渊、薛向、吕嘉问、陆佃、邓绾、曾肇、黄履、赵挺之、陈升之、王珪、韩绛、蔡挺。 旧党（即反对实行新法者） 反对一切新法者——司马光、吕诲。 反对三司条例司者——程颢、张戬。 反对青苗法者——韩琦、范镇、傅尧俞、富弼、欧阳修、吕公著、孙觉、李常、程颢、陈襄。 反对免役法者——刘挚、杨绘。（苏轼、范纯仁反对一切新法，独赞成免役法） 反对市易法者——韩川、文彦博。 反对均输法者——苏轼、苏辙、钱顗、李常、张戬。 反对保甲法者——王拱辰、冯京。 反对保马法者——人多不备录。 公元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荐吕惠卿主其事。6月，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官。8月，知谏院范纯仁上书请免王安石职，被罢官。又苏轼也因上书反对变法，被罢官。9月，下诏推行“青苗法”。1070年2月，韩琦因反对“青苗法”被罢官。4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与赵忭、程颢皆因反对新法罢官。数日之间，谏官为之一空。9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因反对新法而外调，10月，翰林学士范镇因反对新法而致仕（退休）。1071年7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刘挚因反对新法罢官。经过3年左右，青年皇帝把一批不同政见者全都外调或罢官，逐出朝廷。这样，不同的意见完全失掉了交流、切磋的机会，双方越走越远，直至北宋亡国。 王安石头脑极为清醒，他绝不相信“天命”，但是遇巧的是，一些天象（自然现象）却偏偏和他开玩笑。1068年他到京师，与青年皇帝见面，这年从7月到11月，京师一再地震。此后在新法陆续颁布之时，不断出现异常现象，例如京东风暴成灾，陕西华山崩裂，此后又连年干旱，用各种方法求雨都不见效。赵顼为此忧心忡忡，正在这时，有一个管城门的小官郑侠向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绘的是在“青苗法”推行以后，连年干旱，农民还不出贷款，被迫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啼饥号寒，惨不忍睹。皇帝看了，大受震动。他先以为，他的坚持变法，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现在看到老百姓痛苦至此，对于变法的信念不免有所动摇。加上这个郑侠又在向皇帝打包票，说是只要下诏停止推行“青苗法”等新法，十日之内，天必下雨。如不下雨，请砍我的头，以谢王安石。这个郑侠与王安石并无私人恩怨，他实在是看老百姓太痛苦了，才冒死站出来说话，宁肯输掉自己的脑袋，也要求停止新法。他至少是没有私心的。皇帝看了《流民图》，彻夜难眠，第二天就下旨，暂停推行新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诏旨下达的当天，满天乌云滚滚，接连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几十里的老百姓，一片片的拜伏在泥泞之中，高呼万岁！这一场早不来迟不来的大雨，真是要了王安石的命。新法一停，甘霖立至，这不正好说明天意不要王安石执政，不要新法推行么！这个古今少有的不畏天命的拗相公王安石竟然被他的政敌们以“畏天命”为理由所击倒，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6） 青年皇帝绝不甘心变法一事就此收场，但是当时的舆论对于新法的推行极其不利，至少要略作让步，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君臣们作出了如下决定：王安石因言官批评者太多，坚决自请离开相位外调，出知江宁府。由韩绛代他为相，吕惠卿副之。各项新法虽已暂停，不久又陆续恢复。1074年4月，王安石前往江宁府上任。京城的变法班子立即掀起了内讧。野心家吕惠卿引用亲族吕升卿、吕和卿树立个人势力，争夺大权。宰相韩绛等人坚决反对，要求王安石回京复职，赵顼也认为，只有依靠王安石，才能对变法班子进行整顿，1075年2月，安石回到京师。在安石的支持下，皇帝大刀阔斧整顿了变法班子，发现吕惠卿不少贪污弄权的事实，将他贬出京师。但是经过吕惠卿把持了几个月之后，君子都被赶走，新进者都是小人，风气既已变坏，以后的整顿工作也就越来越艰难。 1076年，安石因爱子王雱病逝，哀痛过分，以致病倒，再请罢相回到江宁养病，赵顼只好同意。安石从1068年来京，受到皇帝信任，独掌大权，前后达9年之久。但是波澜起伏，壮志难酬。最后心力俱疲，只好引退，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最使人痛心的，是原有不少诗友、文友、道义之交、莫逆之交，却在变法的争论中成为政敌，几乎终身不再往来。结果事业难成，友谊又失，悔恨终生！ 变法是失败了吗？ 多年以来，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近年来又听到外国人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国内学者也有跟着这么说的。我想：这两种说法有矛盾。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他又怎么能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呢？ 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朝廷没有通过，根本没有付诸实施，那可以说是失败了。或者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引起了内忧外患，例如农民起事或者外敌入侵，造成天下大乱，推行不下去了，那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1069年初，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力主持变法，新法次第推行，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停用新法为止，十余年中变法工作并未中断，也未造成天下大乱。在这十余年变法期间，如果做出了一些成绩，也不论成绩大小，都不能作出完全失败的结论。 变法的目的，朝野上下人人皆知，那就是“富国强兵”。按照这个目的来衡量，变法并未“失败”。 先说“富国”。变法之初，年年入不敷出。连祭天大典中赐给文武百官的银帛都拿不出来；变法之后，年年都有结余，到高太后停用新法后，国库里积存的银两达到5000万两以上，成为整个北宋时期财政上最宽裕的年代。实行新法的结果，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和历史上相比，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财政收入猛增。当然，在实行新法所增加的财富中，必然有一部分是与民争利，是残酷地盘剥老百姓而来，这正是司马光所反对的。但是，就短期内的效果而言，不能不说，新法至少是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再说“强兵”。北宋开国以来，宋太祖赵匡胤用兵谨慎，既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打过败仗。宋太宗以外行带兵，两次冒险伐辽，两次全军覆没。“积弱”从此开始。以后宋军对外作战，几乎每战必败，连对小小的西夏，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新法实行以后，裁汰冗兵，于各地置将训练禁军，显然有了效果。和西夏的几次恶战，已经有胜有败。特别是1073年，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敌数千，招抚少数民族30余万，辟地2000里，这在北宋军事史上是一次难得的胜利。“积弱”的形势已经改观。 既然在“富国”、“强兵”两个方面都已见效，我们怎么能说变法失败！只能说，在那一段变法时期，宋廷在政策上颇有失误。当时，宋神宗所敬佩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全都赞成变法，只不过在时间上有缓进与急进的不同，在方法上有用不用与民争利诸法的区别。神宗如果能够耐心一点，在双方之间尽力协调，变法的步子宁肯慢一点，要求更稳一点，矛盾就不致激化。可他少年气盛，操之过急。凡对新法有不同意见者，一概贬官外调，结果激化了矛盾，形成新旧两党，造成内争。以后神宗英年早逝，一年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领袖人物同一年去世，形势急转直下，新法由宋廷自己宣布废止。 在朝廷方面，神宗去世以后，哲宗赵煦继位，时年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立即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次年，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还向朝廷建议“介甫（王安石）无他，但执拗耳”，希望朝廷赠恤之典从厚。5个月以后，司马光在宰相任上病逝。这两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去世以后，社会上君子之风也就逐渐淡薄。在激烈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特别是人物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攻击政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高太后听政8年，于1093年病逝，哲宗亲政，立刻又贬斥旧党，尽用。朝廷中的帝后介入党争，更使党争加剧。1100年，哲宗赵煦以25岁的青年病逝，由向太后（神宗之后）做主，立哲宗之弟神宗之子赵佶为帝，这就是出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这个赵佶是神宗的第11子，生母姓陈，因是庶出，本无继位的资格。可他从小就很狡猾，为了争取做皇帝的机会，他特别孝顺嫡母向太后，每天都去请安，以博得向太后的好感，最后真的如愿以偿。出身的宰相章惇自己的名声不好，但他颇有知人之明，一眼就看出赵佶言行轻佻，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但是向太后坚持己见，一些大臣附和，章惇争不过他们，赵佶终于继位。赵佶继位后，立即对章惇进行报复打击，1100年后，免掉他的相位，流放潭州（今长沙），次年，更贬为雷州司户，章惇终于贬死南方。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7） 章惇说赵佶轻佻，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说中了赵佶性格中的部分弱点而已。其实赵佶的问题还很多，他的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也和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要做起祸国殃民的事来，并不下于杨广。攻击王安石的人曾经说过，王安石的新法足以败乱天下。事实上，王安石自1069年起推行新法，到赵佶登位的1100年为止，已经31年了，在这期间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事，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天下并未大乱。从1100年赵佶登位到1127年金兵南侵北宋亡国，不过27年，赵佶就闯下了两件大祸，造成天下大乱。对内，他大办花石纲，逼得东南各地民不聊生，民变蜂起，一手造成了方腊起事，他所重用的高俅等人为非作歹，把千千万万善良的林冲们逼上梁山。对外，他自作聪明，联金伐辽，竟然完全丢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守信用，不讲道义，见利忘义，出卖朋友，在两三年中，反反复复惹火了金国，最后招来金兵南下，血洗东京，让千千万万军民肝脑涂地，他的一家人，包括赵氏皇族子孙，也都赔在里面。 赵佶和杨广这两个历史人物极为相似。第一，他们都是花花公子，他们从前人手里接下来的都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大帝国。到了他们手里，大胆妄为，拼命折腾，转眼之间就把一个大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他们这种瞎折腾的本领真是一流的。第二，他们都有不低的文化素养，看起来潇洒风流，和那些穷凶极恶的军阀，杀人放火的混世魔王相比，表面上大不相同。但是他们任性妄为，做尽了残害老百姓的事，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就在他们“潇洒走一回”的时候，千千万万老百姓被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崩溃，民族衰亡。他们作为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罪责难逃。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所造成的灾难负责，我们切不可因为他们风流潇洒的外表而给予半点同情。 经过这样一比较，历史事实清清楚楚，王安石变法既有成绩，也有过错，但是并未造成天下大乱。 当时造成内忧外患，造成天下大乱的，正是这位花花公子皇帝，宋徽宗赵佶！ 我们就事论事，只能作此结论。如果把问题考虑得再深一层，就不得不承认，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考虑问题，的确比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周密得多。在王安石正要重用吕惠卿的时候，司马光立刻提醒他，吕惠卿不可相信。对靠新法起家的章惇、蔡京，亦复如此。王安石所考虑的，主要是新法的好处，是如何推行新法以富国强兵。司马光所考虑的，主要不是新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推行得了的问题，新法虽好，如果用了一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去推行，就不免与民争利，即或财政收支状况一时好转，但是让老百姓受了伤害，就会留下后遗症，造成隐忧。那些小人一旦得势，就会盘踞高位，满足私欲，不肯轻易退下来，必然会闯大祸。从王安石重用吕惠卿开始，司马光就看出了这种危险倾向；蔡京等6贼把持朝政，造成内忧外患的事，也早在司马光的忧虑之中。 王安石是出名的“拗相公”，是个不肯认错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个君子，他如果地下有知，知道了蔡京等人打着新法的招牌闹得国破家亡的话，大概也会引咎自责的吧！ 党争的牺牲品——苏东坡 苏东坡名苏轼，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家。他从小聪明绝顶，弱冠即有文名。22岁应考时，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嘻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说：苏东坡对什么人都愿意交往，曾经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头叫化子。他的弟弟苏辙劝他择人而交，他说从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请看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这一场变法运动。按照俗人的说法，他的受打击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旧党之争，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 ，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如果他肯这样做，他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当时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指责。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8） 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问题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诗案），也就是中的一些小人在苏东坡所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他“攻击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原来抓辫子这门技术还是宋代中的小人发明的。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而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对诬陷的一种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无法定罪。 乌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就是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br / 宋朝第7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弯。他当时不过40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招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中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当“官人”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世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鬂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这个贫困的家，使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到京师担任知制诰兼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却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9） 苏轼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袒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赤壁苏东坡塑像 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让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东坡这个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入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的千古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无还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桔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从1993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8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北宋中期，从宋仁宗亲政到宋神宗病逝这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这时候，在皇帝中间出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重视知识，并与知识分子共同商量谋求国家富强的方法，能够一再出现人才济济君子满朝的盛况，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变法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大分裂。最后，随着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苏轼的离世，宣告君子时代的结束。此后，宋徽宗与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场，贪财纵欲，肆无忌惮，使得鬼蜮横行，人间成为小人世界。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1） 男状元与女状元 古人说，人生所遇到的高兴的事大致有以下这几件，即：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其中最高兴的事就是中了进士，特别是中了状元。在极为重视知识（重文）的宋代，考中了状元的确光彩无比。公元973年，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主持殿试，选拔进士。于是考取进士的就有了“天子门生”的美称。太平兴国年间，录取进士的名额大增，分为三甲，一甲三人都可以称为状元。后来特别重视第一名，专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第三名改称榜眼；再后来又把第三名改称探花。由于宋代的状元都是由皇帝亲点的，所以特别荣耀，披红戴花，巡游街市，万人仰慕，观者塞途。有人认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逐强番于穷漠，凯歌老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及也。”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否妥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来说，在宋代才真正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确实是最公平的。你虽然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住在穷乡僻壤，只要你想来应考，各级地方官一定能向你提出援助，供给你的沿途食宿。不论穷富，不论贵贱，考中的机会是均等的。所以在两宋的300多年中间，“白屋出公卿”的例子很多。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公平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唐代虽然有了科举，但是求官之道甚多，不止科举一途。到了宋代，文官制度建立，做官只有科举一途，这就公平多了。全国的老百姓，不论你是什么民族，不论你是什么出身，只要读书有成，能够考中，就能得到朝廷的承认，开始掌握国家权力。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这对于促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惟一令人感到遗憾的，就是女子不能应考。尽管中国从古以来就出过一些才女，唐代还出了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但是就是解决不了女子应考的问题。如果人类到了今天还做不到男女平等，现在世界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认为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备一千年前的宋代不让女子应考！话又说回来，宋代虽然不让女子应考，却在另一个领域中对许多才女网开一面，让她们脱颖而出。这就是宋代让一批妇女入了乐籍（乐户的户口），成为伎女。一提到伎女，今人就会发生误会，以为是卖h药的性工作者。其实，在当时，伎女是指有技艺的女人，也就是女艺人，女演员，即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后来“伎”、“妓”混用，分辨不清，《现代汉语辞典》中虽还有“伎”字，只指“古代称以歌舞为业的女子”，现代已经不用。既然大家已经只用“妓”字，不用“伎”字，把“以歌舞为业的女子”、“以卖h药为业的女子”混为一谈，也就并不奇怪。好在宋代还有一些法令规定，遇到喜庆节日，将帅、郡守等官可以用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荐枕席”（引自《委巷丛谈》）。既然是妓女，为什么不许陪人睡觉（私荐枕席）？由于有了这么一条规定，就能证明当时的官妓只不过是艺人，是文艺工作者，并不是卖h药的妓女。 宋代的妓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妓，也就是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本人在官府或军队里占了编制的，有如地方上或者军队里的文工团员。他们正式工作是演出，不得与个别官员有性行为。在军队里的又称军妓或营妓。当然，规定是规定，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官妓与官员们有交往是可以的，二者之间有没有性行为则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了。第二类是家妓，她们的身份在妾婢之间，与家主之间的关系是主奴关系，可以被人卖来卖去。第三类是私妓，凡是在市井中公开营业的都称私妓，私妓的门类十分复杂。有在三瓦两舍中表演歌舞的，有说书卖唱的，有在大酒楼中陪酒的，好像现在的坐台小姐。大多数都是卖艺不卖身，那种卖艺又卖身或者说光是卖身的“土娼”只是少数。这官妓、家妓、私妓三种不同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她们或者是被人卖来卖去，或者因为色艺双绝，迅速走红，成为富人，但是仍然是一个没法跳槽的女奴，做不了自由人。要想除去乐籍，需要用不少的钱，费不少的事，还要有人接受。出身于乐籍的姑娘，不论你有多大的能耐，一般只能嫁给人家当小妾，要想当正式的夫人或者自己当官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出身妓女，她是因为击鼓战金山，自己立了战功才被破格任官，要想破格决非易事。 在专制王朝时代，特别是宋王朝，要想当才子，并不是难事，朝廷鼓励，百姓羡慕，只要有一定的聪明，再加上足够的努力，就有成为才子的可能。十载寒窗无人问，一考成名天下知，如果一旦考上了头名状元，前途事业，妻财子禄，什么都有了。但这只限于男儿，姑娘们就不可能。村姑农妇，市井小民，整天忙于谋生，女孩子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哪有希望成为才女！只有官绅人家的小姐才有读书的机会，但是时间也很短暂。最多不过十年八年，一旦成年，谈婚论嫁，就要遵守三从四德，在家相夫教子，要想埋头去做学问，也不可能。因此古时候女孩子读书，也不过像大观园里的姑娘们，只希望能写几句诗词而已，要想成为才女，女诗人，女学者，千难万难。像宋代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她的命运是太好了，既出生名门，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又嫁了一个志趣相投的丈夫，物质生活既能过得去，精神生活又十分丰富。只可惜晚年遭遇国难，以致颠沛流离，穷困以终。像这样的才女，百年难找一人。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2） 如果撇开身份，只论才学，则从唐代开始，直到明清，在我们一些大城市里，有一个阶层，不断产生才女。这就是身隶乐籍的妓女。特别是在宋代，产生了大量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有许多故事的女主角不是由千金小姐充当，而是由一位名妓充当。在唐代，这样的人物还不多，只有以女校书闻名于世的诗妓薛涛和大诗人白居易称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琵琶女等少数人；到了宋代，品貌、学识皆属上乘，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均有造诣的名妓不断出现。当时的私妓是可以公开营业的。在京城里一个妓家，如果从小培养出一个名妓来，可以名利双收。除了身份低贱这一点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之外，在其他方面的收获非同小可。才貌双全的名妓可以迅速走红，有如现在的歌星舞星、电影明星。她们起初只在公共场所演唱，后来名声大了，一曲千金，财源滚滚，买了高楼大厦，就在家里接待贵客。开始的时候只以一艺见长，后来逐渐出名，能和一些风流倜傥的才子来往，诗酒唱和，成为名重一时的名妓、角妓，被称为花魁，女中魁首。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魁”字本来就有独居首位之意。中状元的人被称为魁星下凡，花魁也就有女状元的意思在内。宋代从名义上说，并没有开女科，从来没有什么女状元之说，但是在实际上，隔着一道城墙，城里在考取男状元的时候，城墙外面的三瓦两舍，行院人家（戏班子，各种等级的妓院）也在不断地选拔花魁，也就是女状元。只不过，男状元是官家选拔的，女状元是民间选拔的。一旦选拔出来，这个艺人就被称为“行首”（行院中的带班艺人），“上行首”（高级别的艺人），“上厅行首”（“上厅”就是官厅，只要你的名次被列为官厅举办的宴会、演出的首位，你就取得官妓的地位，被称为“上厅行首”。）例如在宋徽宗赵佶一朝，东京开封府里最出名的上厅行首就是由小唱出身久居花魁宝座经常应差领衔演出的名艺人李师师，由于她经常与一些才子、学士诗酒唱和，一些野史、笔记介绍她时，都说：“这位佳人是出名的两京诗酒客，烟花帐子头。”不仅没有轻侮之心，而且颇有赞赏之意。 侠女出风尘才女也出风尘 从来只说“侠女出风尘”。因为一般妇女长期生活在家庭之中，与外人接触不多，见识不广，胆子不大，很难断然做出行侠仗义的举动。而堕入风尘的女子，因为长期闯荡江湖，经历磨难，对于国事艰危，民生疾苦，知之甚多，常常具有正义感，在必要时同情弱者，支持正义，拔刀相助，成为侠女。从唐代的红线女到民国初年的小凤仙，都是这一类的人物。 到了宋朝，不止是“侠女出风尘”，更出现了大量的“才女出风尘”。一般妇女，不管是穷人家、富人家，要想长期读书、习艺，都做不到。穷人家忙于谋生，富人家要守家规，做家务，哪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习艺！只有行院人家一些已经走红了的名妓，成了自由人。她们手里有了不少财富，生活无忧，因为有了一些名人学士上层人物的捧场，安全有了保障，流氓地痞不敢随便x福扰，她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畅读诗书，练歌习舞；就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拜师访友，得到进步。只要她们自己高兴，在他们的家里，可以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可以随时举行一次文艺晚会。一般人交往过于复杂，不免引起街坊谈论，说三道四。她们干的就是这一行，根本不怕谈论，谈论的人越多，她们就越红火。她们只要想学本领，就不怕找不到老师。当时的文人学士，考中了从此做官的固然不少，但是没有考中的落第文人更多，藏龙卧虎，各种人才都有。像柳永那样混迹在市井中行院里依靠为名妓填词（写歌词），打本（写剧本）为生的落魄文人绝非少数。他们就是这些名妓的好老师。名妓们虽然已经走红，但是身入乐籍，每个人总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像李师师生而丧母，幼年失父，孤苦伶仃，沦落青楼，从小在市井中吃一口开口饭，自然就有了一篇伤心史。她和一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落魄文人交往，就会产生同病相怜之感，既会自悲身世，又会因为自己的出类拔萃而有自傲之感。随着名气的上升，她对自己所接待的客人，也就有所选择，一定要来客能够赋诗填词，谈古论今，焚香操琴，濡墨挥毫，如果来者粗俗不堪，答不上话。则送上再重的礼物，也会被拒之门外。师师服饰淡雅，态度端庄，在宴会厅上听了她演奏的高山流水，凡夫俗子无不肃然起敬，认为这位绝代佳人真不愧是东京的上厅行首。 在柳永以“奉旨填词柳三变”的名义在东京大大出名的时候，师师还未出生。等到与柳永齐名的大诗人张先发现师师，并且为她的演出写了一首《师师令》的时候，师师才刚露头角。 香钿宝珥，拂菱花如水。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都城池苑夸桃李，问东风何似？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朱蕊。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 张先是位多情人物，在他的诗词中常常出现“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说法，被人取了一个“张三中”的绰号，但是估计他和师师之间不会产生什么风流韵事，因为两人年龄相差过远。经过我们认真查考，先后和师师关系密切，可以称为情人的文人学士，至少有以下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晁冲之。晁是山东巨野人，在师师开始出名之时，他正值翩翩少年，带着大量家财来游东京，与师师一见钟情，双方来往数十年之久。在师师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从一个普通的小艺人逐渐走向一位才女的过渡期间，晁冲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先是一再把这个小妹妹带进文人学士的圈子，让她逐渐受到熏陶，改变自己的言谈，改变自己的气质。然后又不惜一掷千金，帮师师访求名师，练习高雅的歌舞，跳的是《霓裳羽衣舞》，唱的是《玉树后庭花》。在进行大型演出的时候，努力邀请好友进行捧场，一直把师师捧上“上厅行首”的宝座。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3） 第二个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江苏高邮人秦观，秦观字少游，神宗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的诗词都很工丽，是婉约派词人的正宗。他贪恋师师，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说，他的那一阕《满庭芳》的下阙，就是在写他和师师的交往。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师师在文学方面的素养，和诗词方面的功底，主要是得到他的培养。 第三个人又是一位名家，那就是曾经当过太学正，大晟府乐正的钱塘才子周邦彦。周邦彦字美成，在太学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向神宗进献长达7000余字的《汴都赋》而“名声一日震耀海内”。但是他个性风流，生活浪漫，诗词中有不少靡靡之音，受到后人的批评。例如《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玮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尽清觞。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周邦彦是师师比较成熟以后的一个情人，交往时期不短，曾经多次离别，多次重逢。她的音乐方面的素养，得益于周邦彦的地方不少。 师师虽然出身微贱，但她能够生活在宋王朝首善之区的天子脚下，有机会得到许多一代名家——诗人、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的精心培养。再加上她自己的聪明伶俐，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一位在东京开封府长期挂头牌（也就是领衔主演）的色艺双绝的上厅行首，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或者有人会说，李师师既然能说能唱，会写会画，那么在宋诗宋词的选集中为什么不见有几首她的作品？这也不难说个明白。宋词，在当时都有谱子，可以演唱。艺人在演唱之时，可沿用旧谱旧词，也可以根据旧谱填入新词。当时凡被称为上行首，上厅行首的艺人，大都色艺双绝，秀外慧中，颇有一点文化水平，能与文人学士诗酒唱和，既能自己演唱，又能动手填词，至少是演唱者与诗词作者共同斟酌，集体创作。《东京梦华录》卷五里所提到的出了名的小唱艺人如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人，必然有此能耐。在有喜庆节日，大型演出的时候，这些出了名的艺人所关心的就是她们的芳名是否能够列为“领衔主演”，能够挂几牌？至于演出中某一个节目的作者为谁，并不重要。以后经过千年岁月，整理淘汰，许多作品，也就没有列在名艺人的名下。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一些名艺人的文化水平都不低，她们之所以出名，“慧中”比“秀外”更为重要。不会像现在的“选美”，只看一张脸和三围数字，对于文化水平并无多高的要求，即使把中国四大发明的“火药”错成“火柴”，也照样可以被选出来。 东京的天字第一号情妇 宋代东京的女艺人，实在是生活境遇变化多端的一群人。她们有一点是不变的，自从列入乐籍的那一天起，就成了身份低贱的女奴。但是各自的境遇却不大相同，多数人为求生而挣扎，混迹在市井小民中依靠卖艺只求温饱，少数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机缘巧合迅速走红，成为名妓，富比王侯。一些达官贵人，浮浪子弟追捧起女艺人来，是不顾身家性命的。有的人要装高雅，为听清歌一曲，不惜一掷千金。一些上厅行首就能日进斗金，但是她们的发家的基础是不牢靠的。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兴衰祸福，变化只在旦夕之间。李师师虽然先后得到情人的捧场，高人的培养，十余年一路顺风，被捧为这个十里锦绣天街中的一位天人，人间欢乐场上的花魁娘子。她是皈依了佛祖的佛门弟子，深知尘世的繁华不过是梦幻泡影，又由一些姊妹们所身受的许多灾难得到启发，从扑面而来的暖风里觉察出其中的丝丝凉意。惟恐世事不平，不能久安；奢侈过甚，大难将作。就在她红得发紫之时，有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居然在不经意的时候闯进了她的生活。 就在政和年间的一个深秋，傍晚时刻，一顶小轿悄悄来到东京金钱巷的李宅，后面跟着几位随从。他们敲门通报，说是有一位来京应试的书生，名叫赵乙，携带了自己的几副书画，想来向花魁娘子请教，随带一些薄礼，希望笑纳。李姥衡量来客礼品，虽称薄礼，其实不薄。客人不过30来岁，风流倜傥，品貌不凡，又能携带自己的书画求教，言语不俗，就擅自代师师做主，延请客人在客厅就坐。大约等了半个时辰，丫鬟出来传话，请客人到琴室见面，随从只在客厅等候。客人随着丫鬟穿回廊，进深院，跨进园门，来到琴室，但闻异香扑鼻，琴声戛然而止，师师起身迎客。只见她一身天青色的长裙，神态端庄，举止飘逸，望之好像仙人。琴室窗明几净，雕花桌椅上一尘不染，但见古书一卷，鲜果两盘。壁上挂的是米芾的水墨，苍松奇石，云烟苍茫。油绿窗帘之外，是一片假山修竹，抬头所见，全无一点俗气，使人如登仙境。 这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一件荒唐事。也可以说，这两个人本来就不应该见面。男主角是北宋王朝第八代皇帝，后来成为亡国之君的宋徽宗赵佶。这个女主角就是当时东京的名妓上厅行首李师师。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身份上来说，可以说判若云泥，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是身隶乐籍的女奴；从生活情趣来说，他们却能称为同道，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们又都是潇洒风流，不拘小节的人物，在贸然相处的时间里，师师并不震慑于皇帝头上的光环，而是不卑不亢，向他了解许多过去自己所不了解的国家大事。而且大胆直言，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过惯了宫庭生活的赵佶，长期接受许多嫔妃宫女的谄媚和奉迎，觉得厌烦，索然无味。这时他突然遇上一个伶牙俐齿，而且能够傲然保持自尊的女人，觉得十分新奇，对师师的气质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一夜就在师师的闺房里彻夜长谈，第二天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懒洋洋起床回宫。 市井小民与梁山好汉（4） 他们在高卧的时候，外面很乱了一阵子，才告平息，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据说赵佶第一次来找李师师的时候，是被几个佞臣陪同前来的，其中就有童贯在内。童贯当过太监，以后盘踞高位，老百姓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当晚赵佶与师师谈得高兴，竟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这真是海外奇谈。从古以来，哪有当今皇帝公开嫖娼宿妓的。李姥耽心有人冒充，害怕承担罪责，就告诉了街坊保甲。经过查问，他们在随从中认出了有名的“媪相”，一场误会终于平息。 赵佶和师师的来往一事实在太稀奇了，也太戏剧性了。说起来总会令人怀疑：真有这么一回事么？我们经过认真查考，认为公私记载不少，可以相互印证。虽然添油加醋的传说很多，有真有假，但是其中的基本事实的确不假。当时宫中专设行幸局，负责管理皇帝到李师师家出行事务，秘书省正字曹辅大胆上书劝阻皇帝前往妓院，受到斥责，曹辅《宋史》有传。 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若说他们是狎客和妓女的关系，看到赵佶对师师那种迷恋的程度，显然不妥。如把师师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大艺人，可以破格收进宫里成为嫔妃。这样的例子，前朝也有，本朝也有，刘娥本来就是个摇拔浪鼓跳舞的小艺人。被宋真宗收进皇宫，后来成为临朝听政的皇太后。 李师师与刘娥的情况不大相同。刘娥当年在市井中卖艺，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艺人，自己毫无主见，她被宋真宗赏识，先入王府，再进皇宫，有幸平步青云，自然求之不得。而李师师初见赵佶时，已到中年，我们只知道赵佶的生年，估计师师比赵佶还要大几岁，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女性。师师在求学的年龄就已经开始和那些太学生、文人学士交往，所受的感染既有风流潇洒的一面，也有忧国忧民的一面。她虽出身微贱，对于国事，完全没有发言权，但是她的先后几位情人，都是倾向于司马光这一方的君子，与追随章惇、蔡京那一批以推行“新法”为名，谋求实惠的小人是对立的。赵佶上台之初，本想调和旧党共同治国，并不偏袒一方，但是不久之后就一头倒向，把一切反对的正人君子一律打成“口茭党”，榜示朝堂，引起了老百姓极大的反感。师师出身于市井小民，自幼就经历过艰苦与屈辱的生活，对于那些底层百姓，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对于那些达官贵人，虎狼胥吏，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她成名之后，做人慷慨，仗义疏财，有大丈夫气概。被称为“江湖女侠”、“飞将军”、“白牡丹”。她重乡情，重友情，重爱情，却不以富贵、钱财为念。赵佶和她往来，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和她谋划，希望带她进宫，都被她谢绝了。她既然已沦落风尘，也就不在乎什么身份、名位，不愿意一头钻进深宫，当一辈子的宫庭奴隶。只想常在民间，日子过得富裕一点，节俭一点，皆无不可。就想当个自由人。她不愿进宫的想法是真实的，绝不是故作姿态。 赵佶的光顾，对于李师师来说，究竟是福是祸，还很难说。在赵佶被向太后全力推向皇帝的宝座之时，这个18岁的小皇帝将来会成为什么角色，是个大有作为的中兴圣主，还是败乱天下的亡国之君，谁也猜不准。除了章惇一人一口咬定，说是“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之外，满朝大臣都看不准赵佶日后究竟会干出些什么事来，更不要说一个风尘女子李师师了。到了赵佶初见师师之时，这位花花公子皇帝的许多毛病都已暴露出来。他满口说的都是漂亮话，要继承先帝（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力争富国强兵，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实际上是在重用小人，打击君子，奢侈腐化，一掷万金。师师的一些情人，先后都被“口茭党”牵连，有的罢官，有的流放。从他们的嘴里，师师听到了不少实情，朝政日非，民变蜂起，赵佶自己全无主意，对内对外许多大事，全由蔡京、童贯等小人做主，闹得四海翻腾，民不聊生。师师一开头就对赵佶有了不好的印象，以后接触越多，就越看出他的许多短处。赵佶初次来访，对于这种旷古未闻之事，师师不免有所震动，产生几分激|情；已知这位皇帝并非圣君，这种激|情也就有限。双方的文化素养相当，生活情趣也有相同之处，这就会产生一些友情；但是其程度绝对比不上与师师相交多年的老情人秦观、周邦彦之流。在了解赵佶这个皇帝既任性妄为又为人所左右诸事都不顺心的情况之后，师师对他还出现了几分同情，并且还产生了在可能范围之内争取帮他一把的几分热情。但是，这份爱情的基础是不牢靠的，无结果的，只不过在一时之间，李师师的身份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色艺双绝的东京上厅行首李师师一下子转变为东京天字第1号情妇李师师。 这时的李师师已经很难说是“东京上厅行首”了，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已经不敢再来拜访她了。如老情人晁冲之从此不敢登门。不管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或者拿现在的情况来比喻，都应该说师师已经是赵佶的情妇。是不是能说，师师已经成了赵佶所包养的二奶呢？也不能。赵佶还包不了她。因为在和赵佶往来的同时，她还在和老情人周邦彦交往，赵佶也奈何不了她。师师是个多才多艺而又感情丰富的人，赵佶虽也多才多艺，但是感情并不丰富，他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处处自以为聪明却一再败坏了国家大事。他的父兄的确是真心推行变法，要想富国强兵，他却被蔡京等小人所作弄，借推行新法之名在民间搜刮了五千万两财富大搞恶性腐败，结果是钱财挥霍完了，军政机构都因腐败的侵蚀而一片混乱，自己招来了敌国外患而造成北宋覆亡。李师师绝对够条件称为绝代佳人，但是赵佶与李师师的交往绝对构不成女人祸水的说法。在北宋覆亡这件大事中间，要追究责任，赵佶自己才是祸水，李师师不仅没有败坏他的国家大事，而且很想从旁帮忙，力挽狂澜。可惜赵佶和杨广一样，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赵佶对李师师发生兴趣，那是因为“朝饭选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享尽了人间富贵温柔，突然对李师师这个异味女人产生痴迷而已，热情一过，情分也就淡漠了。在国家大难将来的时候，赵佶这个大皇帝措置乖谬，祸国殃民，把自己也赔在里面。上厅行首李师师却慷慨献出家财十万，以助军饷，大义凛然。皇帝不如妓女，这是千秋定论，谁也改变不了。 李师师的故事是太离奇了。茶余饭后，可资谈助。所以民间编出来的故事，比真实的记载要多得多。但是品位都不高。例如《宣和遗事》中所录的那一首《南乡子》，就不可能是李师师的作品，因为：“慷慨有大丈夫气”的李师师根本不会有这种软弱女人的想法： 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类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怜。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到早朝归去晚，回銮！留下鲛绡当宿钱。 靖康乱后，李师师下落不明，没有人能拿出确证来说明她以后的去向，因此就给那些稗官野史、小说传奇留下了极大的编造空?br / 宋朝第8部分阅读 宋朝 作者:未知 空间。既然是野史，怎么编都可以，但是总的来说，其结局不外乎两大类。 一是殉节说，如《李师师外传》中说，金人久闻李师师是“上厅行首”，“必欲生得之”。汉口茭张邦昌抓到了她，献给金人。师师在金营慷慨陈词，曰“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最后取下头上金簪，吞金而死。鲁迅先生把此文编入《唐宋传奇集》，认为是南宋说书人所编造。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认为是明末文人所为，不可轻信。 二是南渡说，认为师师后来随逃难人群流落江南。但也只是传说，只能举出一些诗句作为证明，并无确据。例如刘子翚的《汴京纪事诗》有：“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南宋杂事诗》中厉鹗也有诗曰：“筑球吹笛其流离，中瓦勾栏又此时，檀板一声双泪落，无人知是李师师。”看来，李师师的真正下落的确是无人能知，一切说法，都不过是传说。我们既然无法深究，也不必深究了。[end] 好看的txt电子书